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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春秋》，虽称孔子作之，其实皆鲁史旧文。
所谓“笔者，笔其旧”
；所谓‘削’者，削其繁：是有减无增。
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
《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
始皇焚书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经》。
若当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理之说，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
自秦、汉以降，文又日盛，若欲尽去之，断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则其诸怪悖之说，亦宜渐渐自废。
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于其事，以为圣人复起，不能易也。
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
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
爱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经，若无《左传》，恐亦难晓。”
先生曰：“《春秋》必待《传》而后明，是歇后谜语矣，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左传》多是鲁史旧文，若《春秋》须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之？”
爱曰：“伊川亦云‘传是案，经是断’；如书弑某君、伐某国，若不明其事，恐亦难断，”
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未得圣人作经之意。
如书‘弑君’，即弑君便是罪。
何必更问其弑君之详？征伐当自天子出，书‘伐国’，即伐国便是罪，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则尝言之；或因人请问，各随分量而说，亦不肯多道，恐人专求之言语，故曰‘予欲无言’。
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安肯详以示人？是长乱导奸也。
故孟子云：‘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
’此便是孔门家法。
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
因叹曰：“此非达天德者未易与言此也。”
又曰：“孔子云‘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
孔子删《书》，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岂更无一事？而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
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
爱曰：“圣人作经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
如五伯以下事，圣人不欲详以示人，则诚然矣。
至如尧、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见？”
先生曰：“羲、黄之世，其事阔疏，传之者鲜矣。
此亦可以想见其时，全是淳庞朴素，略无文采的气象。
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
爱曰：“如《三填》之类，亦有传者，孔子何以删之？”
先生曰：“纵有传者，亦于世变渐非所宜。
风气益开，文采日胜，至于周末，虽欲变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
又况羲、黄之世乎！
然其治不同，其道则一。
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于文、武则宪章之。
文、武之法，即是尧、舜之道。
但因时致治，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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