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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观点出发，政治利益和军事利益相互间的对立就至少不再是由事物的性质所决定的，如果发生了这种冲突，也只能承认是因为人的认识能力欠缺而引起的缘故。
假如政治向战争提出了过高而不能实现的要求，政治就违背了应该了解战争并把它当作工具使用的前提，这是一个应该有而又不可缺少的前提。
假如政治能够正确地判断战争事件的进展过程，那么，确定什么样的战争事件和战争事件应该朝着哪个方向才同战争目标相适应，就完全是而且只能是政治的事情。
总而言之，军事艺术在它最高的范围内就变成了政治，当然这不是书写外交文书的政治，而是打仗的政治。
（七）战争计划的主要部分由政治当局决定
经验告诉我们，尽管现在的军事异常复杂，且发展变化迅速，但是，战争的主要框架始终依然是由政府来决定的，也就是由政治当局决定，而不是由军事当局所能决定的。
只有当政治不能从战争手段和措施中得到所期盼的效果时，政治才会通过它的决定对战争产生不利的影响。
正如一个人用不熟练的语言有时不能确切地表达出正确的思想一样，政治也往往会做出和自己本来意图不相符的决定。
当这种情况连续不断地发生时，人们就会认识到，在进行政治交往时应该对军事情况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要使每一次战争完全与政治意图相吻合，而政治又完全与战争方式相一致，假如没有一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的统帅，那么就只有一个好办法，使最高统帅成为内阁成员，以便内阁能参与统帅的主要活动。
但是，只有当内阁也就是政府就在战场附近，从而不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就能够确定各种事情时，这才是可能的。
在内阁中，除最高统帅的影响外，任何其他军人的影响都是极端危险的。
（八）军事艺术的变革是政治变化的结果
法国革命对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与其说是因为作战的新手段和新观点引起的，不如说是由于完全改变了的国策和内政、政府的特点和人民的状况等引起的。
其他各国政府不能正确地理解这一切，妄图用惯常的手法同那些新的和压倒一切的力量相抵抗，都是政治上的错误。
只有当政治能够正确地预计法国的觉醒力量和欧洲政治中新产生的关系时，政治才能预见到战争的大框架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什么样的，而且只有这样，它才能肯定必需使用的手段和选择使用手段的最好途径。
因此，可以说，法国革命所得到的二十年胜利，主要是各国政府反对这次革命而引起的错误政治的结果。
当然，这些错误只有在战争当中才显露出来，在战争中出现了与政治所抱有的期望完全相违背的现象。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并不是因为政治没有向军事艺术请教。
政治家当时所信任的军事艺术，是他那个世界的军事艺术，是从属于当时的政治的军事艺术，是政治一直当作十分熟悉的工具来使用的军事艺术。
这样的军事艺术，自然和政治有同样的错误，因此它不能改正政治的错误。
的确，战争自身在本质上和形式上也产生了一些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使战争已经更接近其绝对形态，但是，这些变化并不是因为法国政府已经脱离了政治的羁绊而产生的，而是因为法国革命在法国和全欧洲引起了政治的变化而产生的。
变革后的政治提供了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力量，因而使战争产生了在其他情形下很难想象的威力。
因此，就连军事艺术的实际变革也是政治改变的产物，这些变革不但
不能说明两者是能够分割的，反而有力地证明了两者是紧密结合的。
再重复一遍：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它应该用政治的标尺来衡量。
所以，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政治本身，政治在这里以剑代笔，但并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思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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