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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拒绝了这些要求，但是一年之后，它们又被提出来了。
新四军事件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桂林和昆明这类城市中势头越来越猛的反蒋活动。
当时，委员长手下的桂林政府是由李济深主管的，这样原来以香港为基地的左翼作家和剧作家便云集桂林。
李济深愿意为这些文化难民提供保护，为他们找工作，给他们以财政资助。
那时，欧阳予倩领导着省立戏剧艺术学院，他以前曾参加过福建省国民革命政府。
在他的指导下，以反政府为主题的剧目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尽管这些剧目没有对蒋介石指名道姓，但是观众一看就知道他是靶子。
人们从秦始皇和曾国藩这类剧中人看到了蒋介石的影子——前者是秦朝的第一个皇帝，后者是蒋介石十分佩服的一个19世纪的军事政治家。
对反蒋立场不加掩饰的杂志也如同雨后春笋。
但是，真正使蒋头疼的还是地下共产党，如杨刚女士、萨空了和金仲华等人。
在美国战略情报处与美国驻桂林领事馆主办的鸡尾酒会上，他们都是常客。
后来，杨女士在1949年成了中共对外政策委员会的副主席，萨空了当上了国务院民族委员会的副主席，而金仲华则成了上海市的副市长。
在1942年，他们为争取美国人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这是党要求他们按“国际统一战线”
的原则所做的一项工作。
在昆明，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成了反蒋人士和共产党的同情者的庇难所。
虽然民主同盟一直到1946年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时才公开活动，但1943年他们在昆明时就已经十分活跃了。
民盟一些领导人物当时都在昆明讲学，后来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们又在北京出现。
其中有罗隆基，后来任北京的轻工业部部长；另一位是吴晗，后来任北京市的副市长，他的剧作《海瑞罢官》成了1966年“**”
的导火索。
民主同盟在昆明的其他人士还有闻一多和李公朴，后来他们两人都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云南省长龙云以前是个军阀，对于民盟在学生中的活动，他或表示宽容，或故意不管。
后来，他也作为“民主人士”
出现在北京。
在西南联大，人们首先利用墙报表达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和批评，虽然这些文章没有直接攻击蒋介石，但它们对整个重庆政府以及蒋介石信任的部下进行了猛烈的批评。
在重庆，战略情报处（后改名为美国情报处）雇用了许多左翼人士。
这些人在宣传国民党政府的黑暗方面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因为外交官和外国记者们都把这里当做重要的消息来源地。
1941年4月，苏日签订了中立条约之后，日本人马上开始了他们那项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
（杀光、烧光、抢光）。
他们的直接目标就是八路军，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被迫减少了共产党军队在中国北部平原的出击，把兵力撤到了山西的高原以及山东的丘陵地区。
从1942年2月至9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起了“整风运动”
。
从这时起一直到1945年春，他有系统地重建了全党的组织结构。
当毛泽东在北方巩固他的权力时，蒋介石的政权却江河日下。
委员长本人变得更专断、更难于接近，政府官员要见他得等几个星期，而且在越过了重重障碍之后，还要看蒋夫人是否在兴头上。
身为国民党的总裁，蒋介石实际上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可以操纵行政院，挟持立法院，绕过司法院。
其实，这些机构只是摆设。
他有自己的一套体系，按照这个体系，他把政府的事务分配到三个人头上：陈立夫管党务，何应钦管军事，孔祥熙主管政府的实际事务。
这三个人每人代表一个派系，而蒋介石的权术奥秘就是利用相互对立的不同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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