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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之一便是主要的捉刀人陶希圣的身份。
在1934年至1937年之间，他在北京大学任中国社会史教授，还担任过北平师范大学的讲师。
1928年，他给蒋介石当过一段时间的秘书，后与汪精卫结为密友，并和他一起逃到了日本人那边。
但是，陶希圣后来和汪精卫闹翻，带着汪与日本人签订的一份秘密协定逃到了香港。
他回重庆被看做是忠实的表现，在那里他住在蒋介石当时的秘书陈布雷的家中，与委员长关系密切。
更奇怪的是，《中国之命运》这本书竟没有英译本。
本来宣布译本准备在1943年4、5月间出版。
但是，几个月甚至几年过去了，仍不见英译本。
最合适的解释是，英译本的出版计划取消了，因为重庆方面已及时发现这样做不合适，当时国民党的宣传机器正在为蒋介石树立一个伟大的民主领袖的形象，如果在这个时候让西方的英语读者看《中国之命运》这本书，那就会对公众舆论起到相反的作用，尤其是在美国。
因为这本书的调子从头到尾都是反西方、反自由的。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当《中国之命运》在中国发行高达100万册并成为必读书时，国民党的审查机关却在外国记者的电文中删去了一切有关此书的内容。
1946年1月，六位国会议员想要国务院自己翻译的这本书的译本，结果他们遭到了拒绝，理由是该书属于“绝密”
文件。
《中国经济学说》就是这个月在纽约的共产党“前线”
杂志《美亚杂志》上发表的，并附有一篇由美国左翼作家菲利浦·贾菲写的评论。
贾菲于1947年将蒋介石这两本书的英译本合编在一起并加了注释。
然而在1943年，广大的美国公众都不知道蒋介石并不是人们听说的那种伟大的民主领袖。
在蒋夫人访美期间，她给许多人作了演讲，赢得了人们的爱戴，征服了美国的公众。
但是在私下，接触过她的人都不喜欢她那种专横的作风。
害怕受她“美色诱骗”
的罗斯福答应了她要更多飞机的蛮横要求，下令在试飞结束前就马上提供柯蒂期——赖特公司生产的C-46飞机。
这种飞机有好几架都在喜马拉雅山坠毁了。
蒋夫人不在时，重庆传出了委员长与一位姓陈的小姐的风流韵事，说陈小姐与委员长同床共枕，还为他做他爱吃的浙江家乡菜。
这种流言没有依据，但却使蒋介石火冒三丈。
在他夫人回来之后，他召集了外国记者、内阁部长及工作人员，申明他那高尚纯洁的一夫一妻的爱只属于他的合法配偶，并断然否认了有关他不忠的传言。
这件事发生在1943年3月间，当时国民党的军队正遭受着灾难性的失败。
但是，委员长申明自己清白的消息却一连几天压倒了有关战况的报道。
据怀特和雅各比的说法：“只要提出要求，就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委员长辟谣的抄件。”
总的来说，蒋夫人对美国进行的长时间的访问，为重庆政府赢得了一场宣传上的重大胜利，紧接着舆论界就把蒋介石宣扬成一个战争时期的主要领袖。
1943年10月，盟军最高司令、东南亚战区总司令、海军中将路易斯·蒙巴顿来到了重庆。
他带来一封温斯顿·丘吉尔写的介绍信，信中称蒙巴顿与他有25年的老交情。
蒙巴顿外貌英俊，极具魅力，有着非凡的外交天赋和杰出的战略才能。
根据巴巴拉·塔奇曼的记载，他送给蒋夫人一个上面用宝石镶着她的名字缩写的卡蒂尔梳妆盒，并在委员长面前说自己是个比较年轻的指挥官，渴望“吸取委员长的丰富经验”
。
这样一来，他很快就博得了蒋夫人的欢心，他此行的目的是和蒋委员长及马歇尔的个人代表B.B.萨默维尔一起商讨缅甸以及其他抗日战区的战略问题。
然而，蒙巴顿一来就卷入了蒋介石和史迪威的纠纷之中，因为他到重庆时正好碰上罗斯福听信了中国政府和陈纳德将军的抱怨，已作出决定将史迪威召回国。
蒙巴顿对史迪威说，他可以留下来继续工作，条件是只要他向蒋介石道歉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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