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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世界中唯一能够探讨、喜欢探讨、愿意探讨自己的动物。
人生问题又是新问题，由于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人生观会出现不同的问题，会具有不同的性质和不同程度的紧迫性。
特别是在社会变革和转型时期，人生观问题的反应会很强烈，例如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逐步开始了由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多种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的出现，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和正在继续发生着重大变化。
利益观念从冬眠中苏醒过来，给人们的头脑以前所未有的冲击，与利益观念同时伴生的有竞争观念、效率观念、进步观念，但同时也可能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的蔓延和泛滥。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究竟什么样的人生观是正确的，什么样的人生观是错误的？如何对待金钱，对待财富，对待个人名利？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是非界限不是很清楚，至少不十分清楚。
同样是在致富的口号下，在发展生产力的口号下，但各色人等的内心世界是很复杂的，动机是五花八门的，道德观念也是多种多样的。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提倡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分割的部分。
人的一生是各种各样的，对每个人来说都有个生活的意义问题，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意识到这个问题，更不是每个人都探讨这个问题。
在我们的哲学遗产中，确有些消极的东西，如庄子讲的处于材与不材之间，或宁可做在泥里拖着尾巴爬行的活龟，也不愿留骨庙堂当占卜的神器，以及郑板桥的“难得糊涂”
之类，很容易为人所接受，特别是为失意者所接受。
尽管郑板桥并不是真糊涂，而是追求糊涂，是过分清醒后的对糊涂的向往。
这种糊涂本身就蕴含着过分清醒的痛苦，但“难得糊涂”
这句话对后世的影响往往是消极大于积极。
至于民间谚语中从消极方面总结人生经验的也是不少的。
因而我们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出发，对它们进行选择、清洗和改造，形成新的积极的人生观。
许多大哲学家都重视人生哲学的研究。
中国传统哲学更是如此，几乎可以说，它是中国哲学的内核。
其实西方一些大哲学家也重视人生问题的研究。
像培根、蒙田等人关于人生问题的随笔都是经典性的，托尔斯泰的《人生论》也属于人生问题的佳作，尽管充满了它所特有的托尔斯泰主义。
至于当代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的代表性人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人、人生和人生观问题，就没有存在主义哲学。
哲学当然不只是人生观问题。
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哲学的存在，许多领域问题的讨论包括最热门的经济学问题，最后都离不开哲学问题。
的确，在现实社会中，没有哲学，我们就不能前进。
但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贯彻“三面向”
精神，不应该只是哲学家的独白或最多是少数圈内人的对话。
哲学不疏远社会，社会就不会疏离哲学。
老王卖瓜，这是对偏爱自己专业的人的一种嘲笑。
我对哲学重要性的强调，当然也属老王之流。
不过我并不后悔我被偶然性送进了哲学殿堂。
哲学给了我许多非哲学眼睛看不到的东西。
这就足够了。
这是对哲学最高的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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