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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声音的强弱不同，主流或非主流的地位不同。
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代言人，往往是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思想家。
这在剥削阶级社会中几乎是一种规律性现象。
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时，这种现象更为常见。
衡量政治家的阶级性，不能简单以他们的出身为依据，而应该以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实际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为依据。
像马克思在分析法国波拿巴政变时说的，不能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崇拜小店主的人。
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天壤相隔。
使他们成为小资产者代表人物的是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
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同它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
这一点对哲学家同样适用。
如果按阶级出身来划分哲学家，一部思想史倒是简单明了。
可事情并非如此。
一个封建阶级出身的人可能成为资产阶级思想家，而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可能是无产阶级哲学创立者；相反，一个工人可能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这种思想与个人阶级出身分离的现象在思想史上是常见的现象。
中国的圣人孔夫子的出身是没落贵族，按他自己的说法“吾少也贱”
。
可他成为长达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一直到今天，仍为人们提供精神食粮。
这是思想领域不同于经济领域的特殊现象。
在经济领域，人们的阶级地位可以按照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来划分，可在意识形态领域要复杂得多。
一个人的出身和思想并没有必然的不可改变的关系。
因为思想是受环境、教育和个人的特殊境遇影响的。
哲学家的阶级性突出地表现在他为谁思考，思考什么，他们以逻辑的方式所创立的体系有利于谁，能不能引申出有利于被统治被压迫者的政治结论。
从为谁思考、思考什么、对谁有利中，我们大体上能看到某种哲学的阶级趋向。
但是哲学不是政治宣言。
它可以有阶级性的趋向，但它的成果中又包含着超出自身局限的具有普遍性的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的著名哲学家及其体系，并不会因阶级关系的变化而失去它的价值。
哲学阶级性问题不是为哲学家定成分，而是应该有助于对哲学史规律的探求，深入把握哲学与一个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的关系。
如果离开了这个目的，就哲学家个人的阶级性问题讨论阶级性，不仅毫无意义，而且会把哲学史庸俗化。
我经常想，作为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工作者，我们也存在为谁进行哲学研究，为什么进行哲学研究的问题，我们的研究成果与我们的时代进步方向处于何种关系的问题。
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工作者并没有注定一定代表社会发展的进步方向，一定会为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思考。
这要靠我们的哲学自觉。
否则，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工作者，同样可能变为西方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俘虏或推销员。
如果这样，即使你阶级出身“再好”
，即使你口袋里有共产党员的党证，照样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另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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