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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非常重视教材编写工作。
当年毛泽东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提纲》就是为讲课用的教材。
他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也可以说是教材,因为都做过在抗日军政大学的讲演稿。
当然,这都是高水平的教材。
新中国成立以后,20世纪50年代全国曾编写过六本哲学教材。
其中一本就有秀林参加的人民大学哲学系的教材。
20世纪60年代,中央曾成立教材编写领导小组,在全国组织人员有领导地开展各学科教材的编写。
这次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教材编写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不仅包括政治理论课的教材,还包括各学科的专业教材。
在编写中充分吸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和西方学术新成就是一个重要方向。
把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教材列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的项目,足见中央对教材建设的重视。
可惜秀林英年早逝,如果他活着一定能在此次教材编写中再显身手。
斯人已乘黄鹤去,这不仅是我们哲学系、哲学教研室的巨大损失,也是中国哲学界同行的一个损失。
秀林和我是同班同学、同事,又是最好的朋友。
我们都是1953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班哲学分班学习的。
他来自山西大学,我来自复旦大学,都不是科班出身。
他读的是教育,我学的是历史。
在研究班学习期间,当学期考试结束,我们总是要自我慰劳一下,下小馆子撮一顿。
他自斟自饮,我吃菜相陪。
1955年,他提前留哲学教研室。
我1956年毕业留系,哲学系就是那年建系,我们成为同事,相知相交三十多年。
秀林刻苦好学,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他的生活很贫困。
就他一个人工作,妻子当时是家庭妇女,经常是窝窝头就素菜。
即使这样,还要不断借债。
可这并没有影响他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
这种不为贫困而“困”
的精神很值得我们现今的年轻人学习。
▲20世纪80年代摄于青岛崂山。
中为李秀林,右一为作者。
这是我与秀林最后一次共同外出讲学。
“灰散烟消二十年,星落匆匆实堪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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