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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基础而变得难以理解。
这样的“史学史”
，是不健全的（至少是不完全的）史学史。
20世纪20年代，当梁启超率先在中国学术界提出应写一部中国史学史时，他是把史学史同哲学史、自然科学史、社会科学史并列，统称为“学术思想史”
而作为“文化专史”
的一个部分。
[62]这就是说，史学史是“文化专史”
中的“学术思想史”
的一个方面。
换言之，史学史是属于学术思想史的范畴。
但是，从梁启超对史学史的范围的认识来看，似乎史学史又并非限于学术思想方面。
他认为：“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
梁启超对于中国史学史之范围的界定，并没有把学术思想置于重要地位，而是对史学之“实际性质的历史”
给予更多的关注，这是他自己的说法不很一致的地方，也明显地不同于克罗齐的见解。
同时，梁启超还认为：“史学，若严格的分类，应是社会科学的一种。
但在中国，史学的发达，比其他学问更利（厉）害，有如附庸蔚为大国，很有独立做史的资格。”
从这一点出发，按照梁启超对“文化专史”
的总体分类，史学史本应是“社会科学史”
的一部分。
不过，“社会科学史”
同样也不能限制在“学术思想史”
的范围内。
看来，梁启超没有把学术史同学术思想史严格区别开来，故于史学史的性质未能有清晰的阐述。
不论是克罗齐强调“史学史是历史思想的历史”
，还是梁启超提出史学史是“学术思想史”
的一个分支，都没有中肯地指出史学史的性质。
从今天的认识来看，对史学史的性质，即它在学科上的属性，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从史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学科门类来看，史学史自应是社会科学史的一部分；从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内涵丰富的学科来看，史学史自应是其范围内的一个分支学科。
从学术史的观点来看，前者近于学术史的一个部分，是以史学的历史丰富学术史的内容；后者则近于分科学术史，是对史学自身发展的反思和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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