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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形式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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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体裁的多样性也是中国史书的一个特点。
史书体裁是史书的外部表现形式。
在三千年的史学史上，中国史书体裁经历着辩证的发展过程。
有一种年代久远的说法，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一说右史记言，左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
这说明了史官的分工，也说明记言、记事是较早的历史记载形式。
但言与事并不能截然分开，《尚书》中就包含了记事的成分；较晚出现的以记言为主的《国语》、《战国策》，也包含了不少记事的成分。
中国史学上最先形成比较规范的表现形式的，是编年体史书《春秋》、《左传》，它们按年、时、月、日时间顺序记事。
《左传》记事丰赡，不仅有精彩的记言，而且也有记一件事情的始末原委的，如僖公二十三年记晋公子重耳在外流亡19年的经历。
晚出的编年体史书《汉纪》、《后汉纪》又使用“言行趣舍，各以类书”
的方法，记载了许多历史人物；《资治通鉴》往往于历史人物的卒年之下，略述其生平事迹。
可见，编年记事的史书，也记言，也记事件始末，也记人物，其间存在着互补和辩证的关系。
比起编年体史书，纪传体史书出现较晚。
战国时期出现的《世本》是一种综合体的形式，它很可能是纪传体史书的前驱。
司马迁的《史记》包含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是记事件、制度、人物和历史进程的综合体史书，后人称为纪传体史书，这跟它记述了朝代更迭和大量的历史人物有关。
纪传体史书扩大了史书记述的范围，同时也扩大了人们的历史视野，促进了人们对于历史面貌的整体性认识，是编年体史书所不及的。
这是又一层辩证发展关系。
继《史记》之后，班固撰《汉书》，“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
一代之史，至数十家”
[117]。
纪传体史书的发展至唐初达到了全盛时期，二十四史中有八部史书撰于此时，可为明证。
因此，刘知幾著《史通》总结史学发展时，开篇就从“六家”
讲到“二体”
，认为“班、荀二体，角力争先”
，“后来作者，不出二途”
，视班固《汉书》、荀悦《汉纪》为历史撰述的两种模式。
刘知幾在详论“古今正史”
的同时，又指出：“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
，“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骛”
[118]。
他总结了“史之杂名”
，凡有“十品”
，认为它们是对“正史”
的补充，反映了他对于史书表现形式之辩证发展的朴素的辩证认识。
中唐时期，杜佑撰《通典》巨著，从会通和分门两个方面继承、发展了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部分，写出了第一部结构严谨、规模宏大的典制体通史，从而突破了编年、纪传“二体”
的格局。
《通典》的巨大影响和众多续作，使典制体史书卓然而立，成为中国史书的又一种主要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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