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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说的“天道”
显然已包含了不少属于自然现象的因素。
不论属于何种情况，他认为凡属于“天道”
范围者，史家应取“不复系乎人事”
的态度。
刘知幾从他的朴素唯物思想倾向出发，把“天道”
、“人事”
的关系作为历史编纂中的一个理论问题提出来，其意义显得更为重要。
另一位史学批评家、思想家柳宗元（773—819），继承和发展了荀子以来“天人相分”
的学说，对“天”
做了物质的阐释，从根本上否定了“天”
是有意志的至上神，从而也就否定了“天命”
史观。
他指出：“天地，大果蓏也；元气，大痈痔也；阴阳，大草木也。
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
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
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
[128]自司马迁提出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的观念表示怀疑以后，到柳宗元的上述论点，可以说是逐步把作为至上神的“天”
从人们的历史观念中驱除出去的过程，这在“天”
与“人”
及天人之际的关系之认识上，是一个重大的进展，是历史思想发展上又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
中国古代史学中，在探索“天命”
与“人事”
对于历史的关系时，随着对“天命”
的怀疑和对“人事”
的重视，便萌生了从人世间来寻求历史变动原因的思考。
春秋时期的史官史墨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
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三后之姓，于今为庶。”
[129]史墨从丰富的历史知识中认识到，自古以来，掌管国家权力的人没有不变的，君与臣的位置没有不变的；他还用自然界的变化来证明自己的见解。
史墨的这个认识，在当时来说，可谓石破天惊。
他对历史和现实社会的变化有深刻的认识和感受，至于这种变化的原因，他只能以陵、谷的变迁来加以比附。
司马迁著《史记》的主旨之一，是“通古今之变”
，并且认为应当从“物盛则衰，时极而转”
、“事势之流，相激使然”
[130]等方面来看待社会、历史的变化。
这是明确指出了社会历史的转化、变动，是人事和时势相互影响而造成的，故不足为怪。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还说到，他著《史记》上起黄帝、下至当世，“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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