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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译述的《天演论》正式出版。
《天演论》一书本是赫胥黎宣传达尔文主义的通俗读物。
严复译述此书的主旨是“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
[154]。
严复在《天演论》译述的按语里，推崇斯宾塞的《综合哲学体系》，宣传它的普遍进化理论。
但严复深觉斯宾塞所谓“任天为治”
的论点不妥，故译《天演论》以正其谬，强调了“物竞天择”
、“优胜劣败”
的原则。
这同“自强保种”
的社会目的，是密切关联的。
严复所介绍和阐述的进化论思想，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梁启超在讲到康有为、严复所倡言的进化论时，也只是停留在“循序而进”
的阶段，同康有为一样，都带有庸俗进化论的性质。
其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民主主义者才突破了这个局限。
严复在他的著作中，还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
的思想，把自黄宗羲、唐甄以来对君权的批判提高到更具有理性主义的程度。
他在《辟韩》等文中激烈批驳君权神授的腐见而倡言民权思想，认为民是天下的“真主”
。
这些见解，在历史观念和史学批判上引发了对“君史”
、“民史”
的划分，即批判“君史”
而倡言“民史”
，也是历史观念变革中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19世纪后期问世的中国史家撰写的外国著作中，尤其是在王韬的《法国志略》（1871年初撰，1890年重订）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中，作者都以充分的历史事实阐述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当时所取得的成就，都认为中国应当面对世界，改变故步自封的面貌，特别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给人们这样的启示：“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政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
[155]这样的历史著作，事实上已包含着进化论的思想和历史变革的思想。
20世纪初，中国史学上出现了较早的按历史进化论的观点撰写的中国历史著作，这就是1904—1906年商务印书馆分三册出版的夏曾佑所著《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反映了历史撰述的新面貌。
此书以章节编次，分上古、中古、近古三个历史阶段。
上古以西周以前为传疑时代，春秋战国为化成时代，中古以秦汉为极盛时代，魏晋南北朝为中衰时代，隋以下未及卒述。
这虽是一部未完成的中国历史著作，但它表明：中国史学在历史观念上和表现形式上，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在20世纪的第二个10年期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开始传入中国，在中国思想界、理论界、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史学由此而逐渐产生了历史观念上的革命性变革。
李大钊是这一革命性变革的先驱者。
1919年，他撰文对唯物史观做了概括的阐述：
唯物史观也称历史的唯物主义。
他在社会学上曾经，并且正在表现一种理想的运动，与前世纪初在生物学上发现过的运动，有些相类。
在那个时候是用以说明各种形态学上的特征、关系的重要，志在得一个种的自然分类，与关于生物学上有机体生活现象更广的知识。
这种运动既经指出那内部最深的构造，比外部明显的建造，如何重要，唯物史观就站起来反抗那些历史家与历史哲学家，把他们多年所推崇为非常重要的外部的社会构造，都列于第二的次序；而那久经历史家辈蔑视，认为卑微暧昧的现象的，历史的唯物论者却认为于研究这很复杂的社会生活全部的构造与进化，有莫大的价值。
历史的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因为历史上物质的要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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