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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牺以降,周、秦斯及,两汉继绪,三国并命,迄于晋、宋,载笔备焉。
自有晋南徙,魏乘机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宗祊;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
然而简牍未修,纪传咸缺,炎凉已积,谣俗迁讹,余烈遗风,泯焉将坠。
朕握图御宇,长世字民,方立典谟,永垂宪则;顾彼湮落,用深轸悼!
[208]
这篇诏书,主要是说明撰写梁、陈、魏、齐、周、隋六代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而它在说明这种必要性和紧迫性时,正是以这些朝代的历史为出发点。
又如,元初大臣王鹗上书世祖忽必烈说:
自古帝王得失兴废,班班可考者,以有史在。
我国家以威武定四方,天戈所临,罔不臣属,皆太祖庙谟雄断所致,若不乘时纪录,窃恐岁久渐至遗忘。
金《实录》尚存,善政颇多;辽史散逸,尤为未备。
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
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
[209]
这段话也是讲的修史的重要,其前提则是“我国家以威武定四方”
的历史。
唐初先后写出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史和《晋书》、《南史》、《北史》等八部正史,元末则写出《宋史》、《辽史》、《金史》,这同他们对有关时期的客观历史的认识是分不开的。
再次,是从历史上的重大变动来说明社会同史学的关系。
关于这一点,《隋书·经籍志二》的“霸史”
篇小序颇具代表性。
它这样写道:
自晋永嘉之乱,皇纲失驭,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
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窃号,然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
而当时臣子,亦各记录。
后魏克平诸国,据有嵩、华,始命司徒崔浩博采旧闻,缀述国史。
诸国记注,尽集秘阁。
[210]
这里,作者指出了十六国的兴起、存亡这一重大事变,是“霸史”
即“诸国记注”
出现的原因。
所谓“霸史”
,在当时人看来,是大不同于“正史”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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