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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唐太宗来说，在“共观经史”
、“商略古今”
中得到的“多所补益”
，自非一般问题，当是“帝王为政得失”
的大事，且与“贞观之治”
有极密切的关系。
从比较广泛的范围来看，唐初统治集团的政治活动与史学活动也是有极其密切的关系的。
唐初所修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史”
，多是大臣参与而由宰相监修。
其中，尤其是《隋书》的史论，多由魏徵撰写，对于隋朝的兴亡原因及其与秦朝的比较，多有深思宏论。
这些，对于“贞观之治”
中的决策必也有深刻的影响。
正像贞观十年（636）“五代史”
修成时，唐太宗勉励史臣们所说的：
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
秦始皇奢**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
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
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
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
[222]
所谓“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
，这是从政治得失中得到的启示，也是从史学对于政治决策的作用中得到的启示，因而具有丰富的内涵。
从历史经验来看：史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从对历史的记载、描述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总结前人在历史活动中的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上面说到的政治决策是一个重要方面，但历史经验的价值并不仅限于此，它有丰富的内涵和广泛的表现。
如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宗旨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二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223]这里有历史的考察，也有哲学的思考，以及对于社会命运的关注。
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深刻的见解、翔实的资料、精彩的史笔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开始，以下各部“正史”
都有所效法，其中往往亦不乏优秀之作，如《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隋书》、两《唐书》、《明史》等，在描述历史、总结经验这两个方面都有突出成就。
又如同司马迁并称“两司马”
的司马光，其所主编之《资治通鉴》的主旨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
入史，以便于“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224]。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以其深邃的历史见解，阐述了历史上的种种经验教训，并对所谓“资”
、“治”
、“通”
、“鉴”
做了精辟的说明。
[225]他所总结的“谀臣”
是否得势、得宠与国之存亡的关系[226]，统治阶层是否看重“积聚”
、“宝货”
与政治得失的关系[227]，“风教之兴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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