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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又命崔浩、高允、张伟等“续成前纪”
，“至于损益褒贬，折中润色，浩所总焉”
。
崔浩应是北魏史撰述的创始人。
他接受著作令史闵湛、郄标的建议，以《国书》刊石写之，以示行路，从而因“尽述国事，备而不典”
获罪，于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受诛；“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
，崔浩监秘书事，故“其秘书郎吏已下尽死”
，“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
[12]。
这就是后史常说到的“崔浩国史案”
。
孝文帝时，乃命李彪、崔光等撰纪传体北魏史而未果。
史称：“光撰魏史，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阙略尤多，每云：‘此史会非我世所成，但须记录时事，以待后人。
’”
[13]以后，北魏皇朝关于本朝史的撰述便无太大举动。
直至北齐天保时，魏收等撰成纪传体《魏书》130卷，才有比较完整的北魏史问世，并流传至今。
这个时期的北朝史撰述，还有北齐崔子发撰写的编年体《齐纪》30卷，已佚。
这同当时的南朝史撰述比起来，实在显得过分寥落。
这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皇朝史撰述**中的一个例外。
这个时期，同皇朝史撰述相关联的，还有历朝起居注的撰写。
《隋书·经籍志》史部起居注类小序说：“起居注者，录纪人君言行动止之事。”
它萌发于两汉而盛行于两晋南北朝。
《隋书·经籍志》著录的44部起居注有41部是两晋南北朝所出。
其中，《晋起居注》多达317卷（原注：梁有322卷），《后魏起居注》为336卷。
由于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录”
，自是撰述皇朝史的重要依据之一。
隋唐以后，“实录”
为盛，起居注的重要性就减弱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起居注的盛行，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朝史撰述**的一部分。
尽管它们都已散佚，但它们在史学发展上的作用是应当肯定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撰述皇朝史的**，一方面表明史学在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作用更加重要了；另一方面也表明史学所反映出来的历史文化传统，即使在分裂割据时期，仍然是联结人们思想的纽带，不论是人们对于《史记》、《汉书》的推崇，还是对于《春秋》、《左传》和《汉纪》的仰慕，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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