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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讲到了，也是采取保留的态度。
他说：“天命符验，可得而见，未可得而言也。
然大致受大福者，归于信顺乎！”
[50]他是把顺乎天、信乎人结合在一起来看待的。
这虽多少带有一点折中的色彩，但范晔总的思想倾向不是折中的，所以直到临死前还说：“天下决无佛鬼！”
[51]
《后汉书·儒林列传》写的是东汉时期经学家们的传记，按《易》、《书》、《诗》、《礼》、《春秋》经传分类，各类依时间为序，一一为传。
各类起始均上接《汉书》所载经生，记其源流；结末处则补叙本传以外经学大事，以备互见，以明终始，读来一目了然，可谓一部简明有序的东汉经学史。
在传首，范晔作长篇序论。
一是写出了“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
的文化政策及实际措施；写出了“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
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
的盛况。
到了汉明帝时，学子众多，“匈奴亦遣子入学。
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
二是概述了东汉时期儒者之风的几度盛衰，直至汉灵帝熹平四年（175），还“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
[58]。
于传末，范晔又作后论，指出：
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
……
自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者，人诵先王言也，下畏逆顺执也。
至如张温、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眄，则天业可移，犹鞠躬昏主之下，狼狈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绳约，而无悔心。
暨乎剥桡自极，人神数尽，然后群英承其运，世德终其祚。
迹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历年所者，斯岂非学之效乎？[59]
在范晔看来，早在桓帝、灵帝的时候，东汉朝纲已是一片衰败景象，随时都有“崩离”
的可能；而“权强之臣”
、“豪俊之夫”
终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者，正是光武“中年以后”
，“专事经学”
，“其风世笃”
所致。
这是《后汉书·儒林传》所要阐明的基本思想。
从今天的认识来看，范晔的这篇史论，是说明了主导的意识形态、良好的社会风气对于维系政治统治的重要。
从《后汉书·儒林传》来看，它所反映的内容，不只是东汉学术史的一部分，也是东汉政治史的一部分。
不论是从学术史来看，还是从政治史来看，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东汉儒士们的精神追求都有比较明确的目标，其修身、自律的自觉性都比较高。
刘昆的“少习容礼”
，杨政的“笃于义”
，孙期的“事母至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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