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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他对于社会中之所以会出现“逸民”
，以及“逸民”
的不同心理与目的，是很理解的。
同时，他也指出政治状况、“帝德”
的盛衰，直接影响到“逸民”
的多寡去留；他希望的是一种“举逸民天下归心”
的社会局面。
《后汉书》“六夷”
传的序、论，分别论述周边各民族、各地区同三代、秦汉的关系，而尤着意其与东汉联系的密切。
他写道：“自中兴之后，四夷来宾，虽时有乖畔，而使驿不绝，故国俗风土，可得略记。
东夷率皆土著，喜饮酒歌舞，或冠弁衣锦，器用俎豆。
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
凡蛮、夷、戎、狄总名四夷者，犹公、侯、伯、子、男皆号诸侯云。”
[61]尽管范晔于“六夷”
传的序论及传文中，对各族仍难免有不恰当的评论，然上引这段话所确定的基本看法，反映出了他对各族关系的认识，可以说是继承了司马迁的思想传统。
《后汉书·循吏列传》以下各传诸序、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纵向论历史演变，横向评得失利害，以陈述史事为目的，以总结经验为归宿，有吞吐古今之志，无矫揉造作之意，此即其“笔势纵放”
之由来。
范晔的史论，言深意远，用词典雅，笔势纵放，在史学上是不多见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注史之风极盛。
范晔《后汉书》行世后约五六十年，南朝梁人刘昭即为其作注。
昭伯父彤曾集众家晋史注干宝《晋纪》，可见刘昭“集后汉同异以注范书”
，本有家学影响。
刘昭惜《后汉书》诸志未成，又据范晔“遗书自序，应遍作诸志”
的计划，乃移司马彪《续汉书》志“注以补之”
，合为130卷[62]，“世称博悉”
[63]。
但二书仍系单行，直至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以后，范书马志方合刻行世，流传至今，成为《二十四史》中的优秀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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