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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他与温子升、邢子才齐誉，“世号三才”
。
魏收在北魏末年节闵帝普泰元年（531）就被委以“修国史”
的重任，这时他才26岁。
东魏时，他担任过一些重要官职，但始终兼任史职。
北齐天保二年（551），他正式受命撰述魏史，这距他开始接触有关魏史的工作已有20年的历史了。
文宣帝高洋对他说：“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
[101]高洋这个人在历史上似无多少可称道处，但他能说出这样的话，亦属难得。
高洋之父高欢当年左右东魏朝政时，也对魏收说过：“我后世身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
这说明高欢、高洋父子看重历史撰述，也说明魏收在他们心目中的分量。
魏收撰《魏书》，可以直接继承、借鉴的文献主要是：北魏初年邓渊所撰《代记》十余卷（太祖拓跋珪时）；崔浩编年体《国书》（一称《国记》，太武帝拓跋焘时）；李彪改编年体为纪、表、志、传综合体国史，未成书（孝文帝时）；邢峦、崔鸿、王遵业等撰孝文帝以下三朝起居注（宣武帝、孝明帝时）；元晖业撰的《辨宗室录》30卷（北魏末年）；其余就是当时还能见到的有关谱牒、家传等。
魏收与房延祐、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幹等“博总斟酌”
，历时三年余，撰成《魏书》131卷：帝纪14卷、列传96卷，于天保五年（554）三月表上；十志20卷，例目1卷，于同年十一月表上。
例目已佚，今存130卷。
参与撰写十志的除魏收外，还有辛元植、刁柔、高孝幹、綦母怀文。
魏收在表上十志时指出：“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论，前后二表一启焉。”
例目已佚，其史例亦不可知。
25序，俱存，见于《皇后传》、诸类传及十志。
94论，今存93论[102]，以《尔朱荣传》后论文字最多。
二表皆佚，今仅存《前上十志启》，编于诸志之首。
上述例、序、论、表、启，“皆独出于收”
[103]。
《魏书》最重要的成就，在于它是我国封建社会历代“正史”
中第一部以少数民族上层集团为统治者的封建王朝史。
十六国时期，曾经出现了许多记述北方各个割据皇朝史事的专书，但不论是皇朝本身的规模还是有关历史撰述的规模，都无法与北魏及《魏书》相比拟。
《魏书》记述了我国北方鲜卑族拓跋部从4世纪后期至6世纪中期（即北魏道武帝至东魏孝静帝）的历史，内容包括它的发展兴盛、统一北方、走向封建化和门阀化的过程，以及北魏早期与东晋的关系和北魏、东魏与南朝宋、齐、梁三朝的关系的发展。
这使它在“正史”
中具有非常明显的特色。
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魏书》不仅是西晋末年以来我国北方各少数民族历史进程的生动记录，而且是这个时期我国民族融合新发展的历史总结。
《魏书》在编撰上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如以《序纪》追叙拓跋氏的远祖上至20余代的史事，虽未可尽信，但大致阐述了拓跋氏的历史渊源。
如它称东晋皇朝的“僭”
，是说明北魏是正统皇朝；称宋、齐、梁为“岛夷”
，是说明北魏是中原先进文化的继承者。
前者是从政治上着眼的，后者是从文化传统上考虑的，二者有不同的含义。
还有，它在诸志中或追叙两汉魏晋沿革，或引两汉魏晋制度为依据，也是为了表明北魏在典章制度上与先前这些皇朝的连贯性，等等。
《魏书》在反映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特点方面也很突出：它的列传具有比《宋书》更为突出的家传色彩，有的传竟列举五六十人之多。
新增《官氏志》和《释老志》，前者首叙官制、后叙姓族，是反映北魏统治封建化、门阀化的重要文献；后者主要叙述了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详细记载了它在北魏的兴衰史。
重姓族，崇佛教，这是当时南北朝共同的社会风尚和历史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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