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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记载，如果对其做深入的研究，可能对说明有的民族的族源、迁徙历史，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和根据。
[111]《隋书·经籍志》地理类后序引《周官》之意，说：“夏官职方，掌天下之图地，辨四夷八蛮九貉五戎六狄之人，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周知利害，辨九州之国，使同其贯。”
这是强调了地理书中关于民族情况的记载。
又说到晋挚虞所著《畿服经》170卷，“其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具悉”
；“齐时，陆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说，依其前后远近，编而为部，谓之《地理书》。
任昉又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谓之《地记》。
陈时，顾野王抄撰众家之言，作《舆地志》”
。
这几部大书都已佚亡，但从上述记载中，可以得知它们是包含了不少民族史方面的记述的。
此外，如周处的《风土记》、盛弘之的《荆州记》、谯周的《三巴记》、常宽的《蜀志》（《蜀后志》）等，虽多言一方，但也具有相同的性质。
前面讲到，“正史”
中的民族史专篇，有的已超越当时或今日国境的范围。
这就涉及对当时或今日域外情况的记述了。
其中，有的是很有价值的记载，如《三国志·魏书》的“倭人”
传，约2000字，是关于日本古代史的重要资料，迄今为中外学者所重视。
[112]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中外交通和域外情况的记述，是跟佛教盛行和大量的中国僧人西行“求法”
有关。
据《高僧传》、《续高僧传》、《出三藏记集》记载，从西晋始建到刘宋灭亡的200年间，西行求法的僧人日益增多。
其中得以生还的僧人往往把自己的经历记载下来，成为这个时期很重要的关于中外交通和域外情况的记述。
如东晋元兴三年（404），僧人智猛、昙纂等15人离长安，经西域、越葱岭，至罽宾（今克什米尔）、迦维罗卫（今尼泊尔南境）、华氏城（今印度巴连弗）等地。
宋元嘉元年（424）智猛、昙纂返回凉州。
智猛先在凉州译经，后入蜀写出《游行外国传》。
《隋书·经籍志》地理类有著录，惜其书早佚。
又如著名僧人法显（约337—约422），所撰《佛国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有关中外交通的记录，它记述了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的历史、宗教，以及中国同这些国家的交通情况，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宝贵文献。
其后，南朝梁时僧人慧皎著《高僧传》，据《佛国记》的内容写成《释法显传》收入本书。
沈约撰《宋书·夷蛮传》，记“师子国”
、“天竺迦毗黎国”
等与宋的交往，记“倭国”
与宋的交往，等等，反映了中国与外域联系的发展，但其所记比起《佛国记》和《三国志·魏书》倭人传来说，就不免显得单薄了。
由于佛教的兴盛，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及隋唐时期，不断出现一些佛教史书，在史学中占有一定的位置。
这一点，本书下面还会陆续讲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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