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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修史工作没有取得具体成果，但它却为唐初修撰前代史确定了宏大的规模。
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复命诸大臣撰写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以房玄龄、魏徵“总监诸代史”
，以令狐德棻主修周史并“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
[7]。
这是武德年间修史工作的继续，经众议，北魏史已有魏收《魏书》和魏澹《魏书》二家，“已为详备，遂不复修”
。
为实现这次修史任务，这一年，唐太宗对修史机构做了重大改革，正式设立史馆，并“移史馆于禁中”
，“自是著作郎始罢史职”
[8]。
宰相负责监修，后称监修国史，成为定制。
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领，称兼修国史；或以卑品而有史才者任之，称直史馆；凡专职修史者，称史馆修撰。
此后，历代修史机构大致袭用此制。
古代修史工作绵延不断，史馆起了重要作用。
贞观十年（636），五代史同时修成。
唐太宗十分高兴，他勉励史臣们说：
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
秦始皇奢**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
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
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
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
[9]
这一段话，阐述了唐太宗对史学的社会功用的认识，尤其是史学与政治关系的认识，阐述了唐初统治者在对待史学的态度上跟秦、隋皇朝的区别。
隋、唐统治集团在历史意识强化方面是一致的，在对待修史工作的具体政策上却并不相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他们在文化政策上的得失。
贞观年间，唐太宗还诏修《五代史志》、重撰《晋书》；史家李延寿秉承家学，着手撰写《南史》、《北史》。
至唐高宗时，这些撰述都已完成，显示出官修史书的重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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