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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例，创造性地以其记十六国君臣事迹、国之兴废，并着眼于僭伪，不再渲染华夷。
这跟南北朝史家撰史互以对方之史为“传”
且以“索虏”
、“岛夷”
相称，不仅有表述上的区别，更有认识上的发展：它同“五代史”
在处理南北关系上是一致的，反映了隋唐统一后“天下一家”
的思想。
载记中颇有写得精彩的篇章。
关于石勒的两卷，写他斩祖逖部下降者继而送首于祖逖，写他“与乡老齿坐欢饮，语及平生”
，写他“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
及所发论议，写他在宴请高句丽使者筵席上对汉高、韩、彭、光武、曹操、司马懿父子的评价及自认“当在二刘之间”
的谈话，都写得酣畅淋漓。
关于苻坚的两卷，写他登龙门、游霸陵而与臣下论前人得失，写他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写他广修学官、亲临太学，写他淝水之败、长安之失，都极有声色。
《晋书》的10篇志是天文、地理、律历、礼、乐、职官、舆服、食货、五行、刑法，写出了两晋的典章制度。
天文、律历写得充实、有序，是《五代史志》中天文、律历二志的姊妹篇。
《地理志》的总叙写出了历代地理建置的沿革流变，也写出历代封国、州郡的等级、宽狭，以及户口增减情况，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地理总论。
它的正文两卷详载两晋州、郡、县的建置，每州有小序一篇，述其由来及所统郡、县、户之数。
其他各志，也都写得井然有序。
郑樵说：“本末兼明，惟《晋志》可以无憾。”
[17]这是对《晋书》志这个特点的肯定。
《晋书》同“五代史”
比较起来，据事直书是其优点，不像后者那样采取纪、传不同处置的写法，这跟晋史距唐年代久远有关。
但它“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
[18]，是其缺点。
总的来看，如宋人叶适所说：《晋书》“叙事虽烦猥无刊剪之功，然成败得失之际，十亦得七八。
史臣语陋，无一可采，然予夺亦不差”
[19]。
从主要方面来看，这个评论大致是公允的。
《晋书》撰成后，唐太宗“以其书赐皇太子及新罗使者各一部”
[20]。
次年，唐太宗就去世了。
但他在《修晋书诏》中说的“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
，却是中国史学史上永久的名言。
《晋书》成书后11年即唐高宗显庆四年（659），李延寿秉承家学撰成《南史》、《北史》二书。
李延寿，字遐龄，出于陇西李氏，世居相州（今河南安阳）。
其父李大师（570—628），字君威，“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
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
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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