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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是没有注意到时间因素的影响，“古今路阻，视听壤隔，而谈者或以前为后，或以有为无，泾、渭一乱，莫之能辨。
而后来穿凿，喜出异同，不凭国史，别讯流俗”
。
这几方面，是从地域的因素、门阀的因素、传闻异说的因素和时间的因素，阐明史家应当慎于采撰。
刘知幾的结论是：“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
；“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
。
这几句话，可以归结为一种忠告：摒弃“违理”
之说、“损实”
之议，而“善思”
于“异辞疑事”
[43]。
《史通·杂述》篇进一步申述了刘知幾关于采撰理论的辩证认识，颇值得玩味。
他在称赞“五传”
、“三史”
之后写道：
刍荛之言，明王必择；葑菲之体，诗人不弃。
故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至于此乎？且夫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
，“知之次也”
。
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
[44]
这种对待采辑文献的辩证认识，是刘知幾史学批评理论极光彩的部分。
——关于体裁、体例。
《史通》因善言史书体例而历来备受推崇。
它是把体例作为史学批评的一个重大问题来看的。
《序例》篇一字千钧地写道：“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
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
刘知幾认为，体例不只是形式问题，对于史书体例、结构的选择和处置，也跟史家对撰述内容的取舍和思想见解有关，故体例跟“是非”
是有关系的。
他推崇《春秋》“始发凡例”
，《左传》“科条一辨”
；称赞干宝《晋纪》“远述丘明，重立凡例”
，范晔《后汉书》“纪传例”
的“理切而多功”
，萧子显《齐书·序例》“义甚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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