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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都是确切的；但他在当时人们对这些文献的理解的基础上，提出的疑问和批评是有很重的分量的，表明他不迷信经典和名家的可贵的批判精神。
《通典》史论的史学批评，注重于从事物全局的逻辑关系上着眼。
《刑法七》在讲到西汉张释之执法严明时，杜佑发表评论说：“释之为理官，时无冤人，绵历千祀，至今归美。
所云：‘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
廷尉，天下之平。
若为之轻重，是法不信于民也。
’斯言是矣。
又云：‘方其时，帝使诛之则已’斯言非矣。”
[112]杜佑钦佩张释之的执法，但对他所说的这两句话，则赞扬前者而批评后者。
张释之的这两句话，是针对一件具体事情说的，《汉书·张冯汲郑传》记：张释之为廷尉。
“顷之，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
于是使骑捕之，属廷尉。
释之治问。
曰：‘县人来，闻跸，匿桥下。
久，以为行过，既出，见车骑，即走耳。
’释之奏当：‘此人犯跸，当罚金。
’上怒曰：‘此人亲惊吾马，马赖和柔，令它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
’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
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
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
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错其手足？唯陛下察之。
’上良久曰：‘延尉当是也。
’”
[113]杜佑的议论，就是针对此事而发。
但是，杜佑所要批评的，并不是张释之说了“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
的话，而是批评班固在记载此事时，应全面考虑到张释之的为人及其在处理这一案件时的基本倾向，而不必把一些枝枝节节都写入传中，以致对后人产生不良影响。
他说：“纵释之一时权对之词，且以解惊跸之忿，在孟坚将传不朽，固合刊之，为后王法。
以孝文之宽仁，释之之公正，犹发斯言，陈于斯主；或因之**刑滥罚，引释之之言为据，贻万姓有崩角之忧，俾天下怀思乱之志，孙皓、隋炀旋即覆亡，略举一二，宁唯害人者矣。
呜呼！
载笔之士，可不深戒之哉！”
[114]杜佑的这一看法，是否与史学上的直笔传统相悖？细考杜佑此言，第一，所谓“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
，似是“权对之词”
，并非张释之的本意；第二，“以孝文之宽仁，释之之公正”
，这样的事情也难免发生。
这正是从事物全局的逻辑关系上来看待历史记载的，与直笔原则并不相悖。
在此基础上，再说到历史记载可能产生的历史影响，则杜佑所论是中肯的。
《通典》作为典章制度的通史，它的史论所反映出来的史学批评涉及制度沿革者要更多一些。
如《州郡二》在讲到古九州时，杜佑根据先秦文献及后人的注，证明禹治水当在尧时，分天下为九州；舜时，更为十二州。
而《史记》记禹的治水在舜时，《汉书》则称尧时天下为十二州，禹治水后，更制九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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