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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杜佑说：“若稽其证据，乃子长、孟坚之误矣。”
又如，《州郡二》在讲到周末“国之分野”
的时候，引《汉书·地理志》所述秦地、魏地、韩地、周地、赵地、燕地、卫地、宋地、齐地、鲁地、楚地、吴地、越地13个地理区域。
而后，杜佑评论说：“所列诸国分野，具于班固《汉书》及皇甫谧《帝王代纪》。
下分区域，上配星躔，固合同时，不应前后。
当吴之未亡，天下列国尚有数十。
其时韩、赵、魏三卿又未为诸侯，晋国犹在，岂分其土地？自吴灭至分晋，凡八十六年，时既不同，若为分配？又按诸国地分，略考所在封疆，辨详隶属，甚为乖互，不审二子依据。”
这里，杜佑提出了三个问题，即吴国未灭之时，还没有韩、赵、魏；韩、赵、魏之成为诸侯，上距吴灭已有86年：不是同时存在的地理区域，怎么好放在一起论列呢。
此外，也还有封疆划分上的具体讹误。
杜佑在评论的最后写道：“凡为著述，诚要审详。
若也但编旧文，不加考核，递相因袭，是误后学。
……然已载前史，历代所传，今且依其本书，别其境土，盖备一家之学，示无阙也。
其诸郡历代所属，则各具正于本篇。
有览之者，当以见察。”
[115]一方面指出其不妥之处，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已载前史，历代所传”
这一事实，即既爱护前人，又不至于贻误后学，这就是杜佑不得不提出批评的缘故。
同时，这也反映了杜佑治学的严谨和做人的宽厚。
杜佑撰《通典》，参考经史百家，群士论议，而于论礼之书和论地理之书，尤为重视。
《通典·礼典》占了全书半数，而《通典》史论的“说”
和“议”
，多在《礼典》之中，便是他重视礼和论礼的明证。
从上文论九州、十二州孰先孰后以及对《汉书·地理志》和《帝王世纪》的批评，可见他对于地理书和论地理之书的重视。
杜佑在《州郡序》中说：“凡言地理者多矣，在辨区域，征因革，知要害，察风土，纤介毕书，树石无漏，动盈百轴，岂所谓撮机要者乎！
如诞而不经，偏记杂说，何暇遍举（自注：‘谓辛氏《三秦记》、常璩《华阳国志》、罗含《湘中记》、盛弘之《荆州记》之类，皆自述乡国灵怪，人贤物盛。
参以他书，则多纰缪，既非通论，不暇取之矣。
’）或览之者，不责其略焉。”
[116]从这里可以看出：杜佑对地理书的要义是极明确的，他不赞成把灵怪之事写入地理书中也是有识之见；但杜佑把《华阳国志》等书一概斥为“诞而不经”
，则未免过分。
与此相类似的是，杜佑对《水经》等书，也持否定态度。
他在《州郡四》后议中写道：“佑以《水经》僻书，代［世］人多不之睹，后有好事者于诸书中见有引处，谓其审正，此殊未之精也。
……又按《禹本纪》、《山海经》，不知何代之书，详其恢怪不经，宜夫子删书以后尚奇者所作，或先有其书，如诡诞之言必后人所加也，若《古周书》、《吴越春秋》、《越绝书》诸纬书之流是矣。”
[117]对于杜佑的这种看法，今天应做辩证的认识。
一方面，《通典》作为一部十分严肃的典章制度通史，杜佑在采撰上采取严肃的、审慎的态度，无疑是必要的、正确的，一千多年来，《通典》始终受到人们的重视，这是根本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在杜佑所处的时代，一般地说，对于杜佑所批评的这些书，人们还难以做出正确的说明和恰当的利用。
这不仅是杜佑个人在史学批评上的局限，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局限。
（五）人物评价及其他
《通典》史论也涉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作为一个有多年宦途的史家，杜佑对执法公正的官员十分崇敬，上文说到他对西汉张释之的评价，就是一例。
他对本朝的徐有功也十分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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