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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史论分析了隋朝末年由于劳役、兵役过重，造成了生产力的巨大破坏，以致出现了“……比屋良家之子，多赴于边陲，分离哭泣之声，连响于州县。
老弱耕稼，不足以救饥馁，妇工纺绩，不足以赡资装”
的悲惨局面，加之“租赋之外，一切征敛，趣以周备，不顾元元，吏因割剥，盗其太半”
，终于弄得全国各地“盗贼充斥”
，故而“隋氏之亡，亦由于此”
。
于是《隋书》史论总结出这样的历史经验：“富而教之，仁义以之兴，贫而为盗，刑罚不能止。”
[166]这些议论，从历史观点来看，是比较明确地认识到社会生产的发展与破坏，对于政权的兴盛和衰亡有着直接的关系，是应当肯定的。
唐初统治集团比较注重发展生产、稳定统治秩序，其思想基础，就在于此。
第三，是关于治国方略的认识。
这个时期史学家在这方面的撰述，以吴兢（670—749）的《贞观政要》最为突出。
《贞观政要》不是一部普通的历史书，而是一部按照专题写成的政治史，它记述了唐太宗贞观年间的政治和历史。
吴兢著《贞观政要》的目的，在他写的《贞观政要》序和《上〈贞观政要〉表》中，说得十分清楚。
吴兢在《贞观政要》序中写道：
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
至于垂世立教之美，典谟谏奏之词，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者，爰命下才，备加甄录，体制大略，咸发成规。
于是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撮其指要，举其宏纲，词兼质文，义在惩劝，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
凡一帙十卷，合四十篇，名曰《贞观政要》。
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
[167]
这里，充分显示了吴兢对唐太宗时期政治的仰慕，认为那时的“政化”
，“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
。
在他看来，唐太宗君臣“垂世立教”
的美德、“典谟谏奏”
的词理，都是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
的，因而具有“焕乎国籍，作鉴来叶”
的作用，既能使历史生光，又能做未来鉴戒。
这些，便是吴兢撰《贞观政要》的出发点。
他的根本目的，是“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
，希望唐代的统治者都能以太宗君臣为楷模，那么天下就可以长治久安了。
吴兢在《上〈贞观政要〉表》中，把他的这个目的说得更清楚。
他写道：
仍以《贞观政要》为目，谨随表奉进。
望纡天鉴，择善而行，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
……伏愿行之而有恒，思之而不倦，则贞观巍巍之化，可得而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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