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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也。
’”
同样，自秦而下，废分封而设郡县，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其不可变也固矣”
[210]，不能看作是违背了“圣人”
的意愿。
这样，柳宗元就接近了把历史进程看作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之认识的边缘，从而达到了这个时期历史思想领域里的最高成就。
《封建论》在当时的现实意义，是为唐宪宗等人对藩镇势力进行斗争提供了历史的根据和理论的根据。
柳宗元对“天人之际”
问题所做的批评性总结，还表现在他在国家起源、历史进程这些重大理论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认识。
如果说他对“天命”
的否定，是廓清了有关天神的历史的种种迷障的话，那么他对“圣人之意”
的否定，则是为了矫正人们对于世俗的历史的种种曲解。
在这方面，他跟他的前辈哲人王充颇有共同之处：王充“不仅把‘天’从自然界驱逐出去，而且还把‘天’从历史的领域内驱逐出去”
；柳宗元“对神学天命论的斗争、从自然观一直贯穿于历史观”
，从而展开了“对神学历史观的批判”
[211]。
不同的是，柳宗元在这两个方面的理论建树，都比王充更丰富、更彻底，这有柳宗元本身的条件，也有历史为他提供的社会条件。
以往，我们都是从思想史上来看待柳宗元的此种成就，这诚然是对的；现在，我们从史学史上来看待他的这些成就，同样会惊叹地认识到，他是如何超出了前辈和同辈的史学家。
在柳宗元的论著中，《贞符》和《封建论》比较集中地讨论了有关国家起源和历史进程的问题，在他以前浩繁的历史文献中，这样的理论著作并不多见。
《贞符》是一篇宏文，作者视此文甚重，认为：“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代（世），死无所憾。”
可见他是把生命倾注在这篇论文中的。
《贞符》的主旨是要以历史事实批判传统的符命之说，阐明“生人之意”
（即“生民之意”
）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柳宗元在《贞符》序文中写道：
负罪臣宗元惶恐言：臣所贬州流人吴武陵为臣言：“董仲舒对三代受命之符，诚然非耶？”
臣曰：“非也。
何独仲舒尔？自司马相如、刘向、扬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袭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类**巫瞽史，诳乱后代，不足以知圣人立极之本，显至德，扬大功，甚失厥趣。”
[212]
此文始于作者在长安任尚书郎时，完成于永贞改革失败作者贬谪永州之时，故称“负罪臣”
。
序文一开始就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前代名儒硕学，斥责他们关于“受命之符”
的种种说教类似“**巫瞽史”
之言，起了“诳乱后代”
的坏作用。
这是何等巨大的理论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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