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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切直”
的质朴文风。
“直书”
还反映了史家在文风上的特点：质朴与切直。
唐代著名史家刘知幾、吴兢等都具有此种风格。
其他如柳宗元作《非〈国语〉》、《段太尉逸事状》，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
[234]，也都具有直书的精神和质朴的文风。
综上，在唐代史学中，是始终保持着“直书”
的优良传统的。
这是唐代史学极其宝贵的遗产之一。
为什么许多史家能够秉笔直书？这是由各种原因造成的。
首先，这是开明的统治者出于政治上的需要。
唐太宗要求“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皆须备载”
，这不独是提倡史官直书，也是鼓励人们大胆发表意见；他要求对“玄武门之变”
“直书其事”
，目的是要让人们认识到只有这样做才能“安社稷”
、“利万人”
。
说到底，这是政治上的需要。
同时，这也是史学传统影响的结果。
在中国史学史上，“直书”
是有长久的历史渊源的。
刘勰《文心雕龙》说得好：“辞宗丘明，直归南董。”
[235]春秋时期齐国南氏、晋国董狐，是“直书”
的开山；其后，历代史家追随、模仿，蔚为风气，成了一种优良的史学传统。
褚遂良决心“守官”
；杜正伦要尽“愚直”
；刘允济视物如浮云，以直书为天职；刘知幾“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
[236]而著《史通》；以及吴兢之刚直不阿，不取人情，魏謩之讲求信史，取信后人，等等，都是这种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当然，这种“直书”
也是有它的局限性的。
刘知幾认为：“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
[237]在他看来，“直道”
最终还是要服从于“名教”
的。
这正是当时史家无法越过的一道藩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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