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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志向，自永贞事件后这种志向已无法实现了，“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
言而无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
柳宗元是要通过著书来发挥他的“辅时及物之道”
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影响。
他比喻《国语》的危害“是犹用文锦覆陷阱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
；他撰《非国语》，是“为之标表，以告夫游乎中道者焉”
。
这两封书信，除了继续讲到作者撰《非国语》的理论上的原因外，着重讲了在社会实践方面的目的和作者的深沉的用心。
《非国语》撰于柳宗元被贬永州之后，作者以“身编夷人，名列囚籍”
的“罪人”
的身份，仍然具有这样的思想和抱负，实在难能可贵。
《非国语》据《国语》所记史事而择其“诬怪”
、“阔诞”
之处，予以分析、评论。
其体例大致是先转录《国语》有关记载，继而在“非曰”
之下“黜其不臧”
，以明作者之意，内容广泛，笔锋犀利，文字简洁。
像这样系统的、有强烈批评意识的、专就一部书进行评论的史学著作，在《非国语》以前尚不多见。
作为史学批评的专书，《非国语》提出的主要理论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历史发展中的因果关系问题，历史评价的标准问题，史家书法问题等。
——关于天人关系问题。
这是《非国语》中最突出的部分和最重要的成果。
据粗略统计，《非国语》67篇中约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批评《国语》在天人之际问题上的错误观点的，如《三川震》、《料民》、《神降于莘》、《问战》、《卜》、《杀里克》、《伐宋》、《祈死》、《褒神》诸篇，则尤为突出。
《非国语》在天人关系问题上的基本思想，是明确地否定“天命”
的存在，同时指斥种种占卜、预言、梦寐、童谣与人事相比附的虚妄。
如《国语·周语上》记：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西周三川（按指泾、渭、洛三水）皆震。
伯阳父曰：‘周将亡矣！
……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
川竭，山必崩。
若亡国不过十年，数之纪也。
夫天之所弃，不过其纪。
’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
十一年，幽王乃灭，周乃东迁。”
《国语》所记“印证”
了伯阳父说的“亡国不过十年”
的话。
此外，伯阳父还讲到自然条件跟国家盛衰、兴亡的关系，并且从历史上来论证这一看法。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在这一点上伯阳父所说未必没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他这段话的基调是在宣扬“天命”
，是为了证明“天之所弃，不过其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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