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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偃认为返国“不仁不信，将何以长利？”
于是重耳没有返国，其弟夷吾却返国，是为惠公。
柳宗元在《狐偃》篇就此事对狐偃做了评论，认为狐偃的主张是迂阔的。
后来“晋国不顺而多败，百姓之不蒙福”
，是狐偃失策所造成的，在柳宗元看来，狐偃不仅犯了“国虚而不知入”
的错误，而且大讲乐、德、仁、信一类的空话，“徒为多言，无足采者”
。
这里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评价人物的标准：对于人物的言行，应以考察其实际效果为主，不能以仁、信一类的空话为根据。
在《获晋侯》篇，柳宗元认为秦穆公听信了公孙枝不杀晋惠公而以惠公太子为晋国人质、以控制晋国的主张，[250]是“弃至公之道而不知求”
，一心只想着分离惠公父子并从晋国得到一部分土地，是“舍大务小，违义从利也甚矣”
，过分看重了眼前的一点小利，没有从长远的霸业上考虑。
秦穆公倘能“以王命黜夷吾而立重耳，咸告于诸侯曰：‘吾讨恶而进仁，既得命于天矣，吾将达公道于天下。
’则天下诸侯无道者畏，有道德者莫不皆知严恭欣戴而霸秦矣”
。
这里，柳宗元又提出了一个评价人物的标准：评价政治人物，应以其是否认清全局的形势并有恰当的举措为主，不能以其是否能够获得一点眼前的利益为根据。
在《非国语》中，还可以看出柳宗元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上往往以其是否“知变”
为重要标准之一。
如《命官》篇批评晋文公以旧姓掌近官、诸姬之良掌中官、异姓之能掌远官的用人政策[251]，提出用人应以“材”
不以“姓”
，而晋文公“不知变是弊俗以登天下之士”
，可见其政策的浅薄。
《救饥》篇则嘲笑晋国大夫箕郑提出用“信”
来解救饥荒的主张，“是道之常，非知变之权也”
。
道理很显然：“人之困在朝夕之内，而信之行在岁月之外。”
以“信”
救饥，是远水不能解近渴，是政治上的空谈。
这两件事都讲到有关历史人物是否知“变”
的问题：前一个“变”
的范围大一些，是指对一种旧的制度的变革；后一个“变”
是指在具体问题上的应变能力。
评价历史人物，尤其是政治方面的历史人物，不应忽视其是否能顺应历史的变化而采取相应的步骤，也不应忽视其是否能把“道之常”
与“变之权”
结合起来。
柳宗元在《董安于》篇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自洁”
和“谋国”
、个人和大局的关系，也是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标准。
董安于是晋国大夫赵简子的家臣，在晋国一次内乱而引起的下邑之役中，他立有战功。
赵简子要奖赏他，他说过去做了许多好事，主人都没有特别看重，这次我像是得了狂疾一样不顾生命危险去作战，就说要奖赏，这种奖赏不如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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