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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在《叔鱼生》篇尖锐地批评这一记载：
君子之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犹不足以言其祸福，以其有幸有不幸也。
今取赤子之形声以命其死亡，则何耶？或者以其鬼事知之乎？则知之未必贤也，是不足书以示后世。
柳宗元主张用唯物的观点来看待历史和撰写历史，对于人的判断也是如此；像这样毫无根据的说法，是不值得写入史书给后人去读的。
这些，是柳宗元对于史学工作所怀抱着的认真的精神和严肃的感情。
此外，柳宗元还指出《国语》记事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有“嗜诬”
前人的地方，也有粉饰前人的地方，甚至还批评《春秋》记事有不真实之处。
[254]
《非国语》一书是柳宗元的史学批评的代表著作。
在这部书里，柳宗元对史家的历史观点、历史见识、历史评价的标准，以及史家对史料的鉴别和运用、书法当否，都有所论及；所论主旨，是反复强调历史撰述的真实性和严肃性。
在他以前，除刘知幾外，还没有别的史家能够这样全面地、具体地来总结史学工作在这些方面的经验教训，并从历史理论上提出这么多问题。
刘知幾《史通》是一部杰作，其成就主要在史学理论方面；柳宗元《非国语》也是一部杰作，其成就主要在历史理论方面。
这是刘、柳在中国史学上的贡献之不同之处。
然而《史通》和《非国语》的历史命运却有某些相似之处：《史通》问世后，晚唐人柳璨“以刘子玄（知幾）所撰《史通》议驳经史过当，纪子玄之失，别纂成十卷，号《柳氏释史》”
[255]。
《非国语》问世后，既有人反其道而行之作《是国语》[256]，更有人针锋相对地作《非〈非国语〉》。
如宋人江惇礼撰《〈非国语〉论》，苏轼表示赞同说：“鄙意素不然之，但未暇为书尔。”
[257]元人虞集之弟槃“尝读柳子厚《非国语》，以为《国语》诚非，而柳子之说亦非也，著《非〈非国语〉》”
[258]。
这种情况，正表明了刘、柳的史学批判精神所产生的历史影响。
[1]魏徵等：《隋书》卷五十八《魏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417、1419页。
[2]魏徵等：《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38页。
[3]魏徵等：《隋书》卷七十六《文学·刘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731页。
[4]魏徵等：《隋书》卷五十六《杨汪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394页。
[5]魏徵等：《隋书》卷七十五《儒林·萧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716页。
[6]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8页。
据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于文字略有订正，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66～467页。
[7]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8页。
[8]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852页。
[9]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四《国史部·恩奖》，周勋初等校订，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6348页。
[10]参见魏徵等：《隋书》卷七十后论及卷二《高祖纪下》、卷四《炀帝纪下》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636、56页。
[11]魏徵等：《隋书》卷六《礼仪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05页。
[12]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92页。
[13]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67页。
[14]刘知幾：《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25页。
[15]刘昫等：《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403页。
[16]刘知幾：《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25页。
[17]郑樵：《通志》卷六十五《艺文略三·史类五》正史类，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72页。
[18]刘昫等：《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4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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