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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扩大了编年体史书的容量，它所记千余年史事，连贯而丰富。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民族关系等为主，兼及社会经济、文化和各方面的代表性历史人物。
全书以历代统治的盛衰得失为叙述中心。
司马光自述本书的内容及主旨是：“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
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从而达到“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
[26]的目的。
可见，司马光是把国家的盛衰、政治的得失、统治人物的政策和行为的善恶、生民的休戚等政治大事，作为《资治通鉴》的主要内容。
兵力的强弱、用兵的韬略、战事的胜败，都与国家的盛衰相关，这也是《资治通鉴》着力记载的。
对各个时期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它也有丰富的记述。
《资治通鉴》对历代典章制度、学术文化和各阶层众多的历史人物等，都没有作为重点来记述。
这固然是本书作者的旨趣所决定的，同时也是本书的体裁所决定的。
元初史家马端临指出：“至司马温公作《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
然公之书，详于理（治）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
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
[27]他说的“详于理乱兴衰”
，是中肯地指出了《资治通鉴》在内容上的特色；他说的“著述自有体要”
，是强调了不同的史书体裁自有其不同的主要任务。
朱熹认为，“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
[28]，也是说明《资治通鉴》在内容上的重要。
后人曾批评《资治通鉴》“不载文人”
，顾炎武不赞成这种批评，认为“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
[29]。
王夫之在阐释“资”
、“治”
、“通”
、“鉴”
的含义时，虽然还是强调《资治通鉴》重在讲“资治”
，但他对“治之所资”
或“为治之资”
的认识是十分广泛的了，其中不乏辩证认识的因素。
同时他还认为，《资治通鉴》包含着“君道”
、“臣谊”
、“国是”
、“民情”
、为官之本、治学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内容。
[30]这些认识，反映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对《资治通鉴》内容、价值在理解上的变化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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