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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其尚有漏落，又无岁月先后之次，思欲广而成书，以传学者。”
这说明了他对金石刻词的兴趣，也说明了《金石录》和《集古录》在学术上的渊源。
他用了20年的工夫“访求藏蓄”
，做了撰述上的准备。
其序又说：“余之致力于斯可谓勤且久矣，非特区区为玩好之具而已也。
盖窃尝以谓《诗》、《书》以后，君臣行事之迹悉载于史，虽是非褒贬出于秉笔者私意，或失其实。
然至于善恶大节，有不可诬而又传诸既久，理当依据。
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抵牾十常三四。
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则又考其异同，参以他书，为《金石录》三十卷。”
[88]这一段话，是从理论上阐述了金石刻词在历史文献上的价值及其在考史中的作用。
以其跟欧阳修《集古录》序文比较，则前者具有更加明确的史学理论的性质。
这是宋代金石学向前发展的标志。
《金石录》的内容，上起夏商周，下至五代。
书后有赵明诚夫人李清照于绍兴二年（1132）所撰写的跋文，文辞婉转，寓意深沉，对读者了解此书及其作者，大有裨益。
其所撰跋尾之文，体例多仿《集古录》而作，文中亦颇多引用其论断，而又往往提出与之不同的见解，或对前说予以补充。
卷二十三《唐温彦博辞》跋尾引《集古录》跋《颜勤礼碑》后云：“按《唐书》：温大雅字彦弘，弟彦博字大临，弟大有字彦将。
兄弟义当一体，而名大者字彦，名彦者字大，不应如此。
盖唐世诸贤，名字可疑者多。”
赵明诚乃引《颜氏家训》说，江南讳名不讳字，而河北士人“名亦呼为字”
，“当时风俗相尚如此”
[89]。
卷二十八《唐杜济墓志》跋尾说：“但云颜真卿撰而不云书”
，欧阳修信其撰而于书者存疑，“余观此志字划奇伟，决非他人可到。
欧阳公信小字《麻姑仙坛记》以为真迹，而尚疑此志，何哉？”
[90]凡此，都可以说明《集古录》对《金石录》的影响，也可以说明《金石录》对《集古录》的发展。
至于《金石录》之订正、补充史传之谬阙者，也超过了《集古录》，难以一一胪列。
从《集古录》、《金石录》到郑樵《通志·金石略》，金石刻词之学已成为历史文献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古代金石学的创立已初具规模。
它在理论上提出的问题，已不限于是正讹谬的考史、补史的方面，还涉及历史撰述中的采撰方面，这是对刘知幾采撰思想的一个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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