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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从司马迁到班固，中国古代史学进步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脱离作为经学附庸的地位成为泱泱大国，史学批评也有明显的发展。
其一，此时出现了评论历史专书的著作，如谯周《古史考》、刘宝《汉书驳议》、徐众《三国志评》，它们分别是关于《史记》、《汉书》、《三国志》的评论。
其二，此时出现了一些史学评论的专篇，而以《文心雕龙》的《史传》最为知名。
而当着史家能够像司马迁那样对以往的历史著作提出比较全面的评价、又写出了史学评论的专书，这是到盛唐刘知幾撰《史通》时才实现的。
《史通》以史家、史书、史学功用、撰史原则、表述方法、史学评价标准等为研究对象，是一部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也是中国古代史学在史学理论发展上走向成熟的里程碑。
自两宋以下迄于明清，史学批评有了广泛的发展，史学家、史学批评家、历史文献学家关于史学批评的专书代有所出，其专文则不胜枚举，而《文史通义》则代表这方面的最高成就。
史学批评论的基本范围和主要问题多与历史思想、史学理论相关联，但因其着眼于评论，故在提出问题和论述问题方面有其自身的要求和特点。
举其要者，如直书，曲笔，这是评史家作史态度；采撰的得与失，这是评论如何对待历史文献和历史事实；史法，史意，这是关于历史撰述的形式、内容和思想的评论；天，人，天人之际，人意，时势，事理，这是涉及评论史家对于历史变动原因之认识的一些范畴；会通，断代，这是关于史家之两种历史视野的评论；史学中的审美意识，这是关于史书体裁、体例和文字表述艺术性的评论；心术，名教，这是关于史学批评的道德标准和礼法原则的两个基本范畴；事实，文采，褒贬，这是史学批评中一般经常遇到的几个范畴；此外，还有史家批评论的原则和方法，比较在史学批评中的作用，史学批评中的“知人论世”
，史学批评辩证法则的运用，史学批评的误区，史学批评与史学发展等问题。
史学批评是史学自身反省的理论和方法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及其在理论上的积累，是中国古代史学内在活力的一种表现。
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史通》和《文史通义》最享有盛名。
刘知幾自谓：“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
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
；“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
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为商略者远矣，其为发明者多矣”
。
[195]唯其如此，他希望“知音君子，时有观焉”
。
《史通》在当时就获得了知音，著名学者徐坚说：“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
[196]千年之后，章学诚论《史通》的命运和作用说：“其卓识不磨，史家阴用其法；其论锋可畏，故人多阳毁其书。”
[197]徐、章之论，说明了《史通》在当时和此后千余年中的作用。
章学诚亦自称：“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蓁芜。”
[198]他希望“百年而后，能有许《通义》文辞与老杜歌诗同其沉郁，是仆身后之桓谭也”
[199]。
《文史通义》晚出，不像《史通》经历了千余年的史学检验。
但章学诚所说“百年而后”
云云，却被他言中。
他死于嘉庆六年（1801），而至20世纪初，《文史通义》不独为中国史坛所重，而且已跻身于世界史学名著之林。
上述二例，足以证明史学批评对于史学发展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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