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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窠臼，认为：“三光精气变异，此皆阴阳之精也，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也。
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由影之象形、响之应声。
是以明王见之而悟，敕身正己，省其咎，谢其过，则祸除而福生，自然之应也。”
荀悦《汉纪》记了不少人事，上面所举的史论大多也是关于人事的，但他论说“事物之性”
有“三势”
和“天人之道”
时，却又把天人完全混为一谈：“天地人物之理莫不同之，凡三势之数深不可识，故君子尽心力焉以任天命。”
[127]可见，在对历史做具体的考察时，荀悦是抛开“天命”
的。
但是一回到理论上来，他又津津乐道于“天命”
了。
这是他在历史思想上的矛盾。
荀悦还撰有《申鉴》5篇，早于《汉纪》成书，然其思想跟《汉纪》史论是一脉相承的。
《申鉴》今有传本。
正像《汉纪》在内容上主要取材于《汉书》，而在史论上有超出《汉书》的地方一样；《汉纪》在体裁上效法《左传》，而在体例上比《左传》更加严整。
《左传》由编年体国史而来，其主要任务是排比年月，扩大记事范围。
这两点它都做到了。
《汉纪》内容袭《汉书》而体裁仿《左传》，这就在编纂上给它提出了新的问题：怎样在按年月排比史事时，容纳比较重要的历史人物的传记和典章制度的知识。
荀悦出色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即采用连类列举的方法，在有关的史事之下记载与之有重要联系的人物和制度，这不仅使体例更加严谨，也扩大了编年体史书记事的范围，从而使编年体史书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知幾论史书二体，极力推崇《汉书》、《汉纪》，认为：“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
[128]
荀悦在《汉纪》书末总论《汉纪》一书时写道：“《易》称：‘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诗》云：‘古训是式。
’中兴已（以）前，一时之事，明主贤臣，规模法则，得失之轨，亦足以鉴矣！”
这是说明以编年体的形式撰述了一代皇朝史事及其主旨所在。
《汉纪》——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编年体皇朝史之要义即在于此。
难怪四百年后的唐太宗赞许说：“此书叙致既明，论议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
他还以此书赠大臣李大亮，命其“公事之闲”
，“宜加寻阅”
[129]。
司马光《资治通鉴》西汉部分，采录《汉纪》文颇多，又选荀悦史论8首入书。
其对后世影响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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