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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宋、齐之际的历史，当然不能直接写出萧道成的篡夺之事，只能闪烁其词，微露痕迹；他写齐、梁之际的历史，则用很多篇幅揭露齐主恶迹，以说明萧衍代齐的合理。
这是他作为齐之子孙、梁之臣子的“苦心”
，也反映出他在史学上的局限。
《南齐书》部帙不大，包含的年代又很短，竟然也撰有八志，确乎难得，这包含了江淹首创之功。
其中，《礼》、《乐》、《州郡》、《百官》、《舆服》等略述萧齐一代典章制度和民俗风情，颇多参考。
而《天文》、《祥瑞》、《五行》等则竭力宣扬天人感应和星占、谶语、梦寐的灵验，甚至不惜编造出崔灵运“梦天帝谓己曰：‘萧道成是我第十九子，我去年已授其天子位’”
[94]这样的谎言，来证明齐之代宋实属天意。
这使《南齐书》在历史观上带着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
《南齐书》的一些列传的写法，显示了萧子显在历史表述上的才华。
如：他于《褚渊传》，先写褚渊在宋明帝时受到信任，而在宋明帝临死，则写他也参与“谋废立”
，违背宋明帝的旨意；于《王晏传》，先叙其与齐高帝、齐武帝的密切关系，继而写其在齐武帝死后也参与“谋废立”
的事；于《萧谌传》，先说其受到齐武帝、郁林王的信赖，后写其在协助齐明帝夺取郁林王皇位的政变中竟然领兵充当前驱；于《萧坦之传》，先烘托其受到郁林王的特殊信任，以至“得入内见皇后”
，后写他成了废郁林王而拥立明帝的关键人物；等等。
萧子显在写这些事件和人物时，都不直接发表议论，而是通过前后史事的对比来揭示人物的品格。
清代史家赵翼评论说：“此数传皆同一用意，不著一议，而其人品自见，亦良史也。”
[95]但在神秘思想的笼罩之下，萧子显的史才不免给人一种苍白的印象。
萧子显和沈约在他们撰写的史书中都着力宣扬神秘思想，一方面固然有“天人感应”
思想的历史影响，另一方面也跟梁武帝时佛教大盛的社会影响有直接关系。
梁武帝是南朝统治者佞佛的突出代表，他广建僧寺，甚至“曾设斋会，自以身施同泰寺为奴，其朝臣三表不许，于是内外百官共敛珍宝而赎之”
[96]。
臣下奏表上书都称他“皇帝菩萨”
。
正当大江南北被僧寺香烟弥漫在神秘的迷雾之时，生活在齐、梁之际的无神论思想家范缜（约450—约510），于天监六年（507）发表了不朽的《神灭论》，向佛教经论挑战，从而震动了显贵和佛坛。
梁武帝为此下诏，令大僧正法云出面邀集朝贵、宗亲及名僧64人，与范缜辩难，企图使范缜屈服。
但范缜“辩摧众口，日服千人”
[97]，始终没有在理论上退却，并表示决不“卖论取官”
。
在这场对范缜的“围剿”
中，沈约先后写了《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神不灭论》、《难范缜〈神灭论〉》等文[98]，申言“神本不灭，久所服膺，神灭之谈，良用骇惕”
。
当时萧子显未与是役，但他在28年后即大同元年（535），以酣畅的笔墨、陶醉的心情写出了《御讲摩诃般若经序》的长文，歌颂梁武帝讲经的盛况：“长筵亘陛，冠冕千群，充堂溢溜，僧侣山积，对别殿而重肩，环高廊而接坐，锥立不容，荆刺无地。
承法雨之通润，悦甘露而忘归；如百川之赴巨海，类众星之仰日月。”
[99]自皇太子、王侯以下，听讲的中外僧俗竟达30多万人。
沈、萧的神秘思想和唯心史观，都可以从这里得到更进一步的说明。
萧子显死后17年，即梁元帝承圣三年，北齐文宣帝天保五年（554），北齐魏收撰成《魏书》。
萧子显死年，魏收32岁，他们是不同皇朝的同时代人。
魏收（505—572），字伯起，小字佛助，下曲阳（今河北晋州西）人，历仕北魏、东魏、北齐三朝。
他出使过梁朝，也接待过梁朝派到东魏的使臣徐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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