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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未闻死者能更生当世；或遇有之，则为怪异，子所不言，况能为帝王乎？”
这是多么明朗的唯物思想和无神论倾向！
但他接着又说：“帝王者统天理物，必居土中，德膺命运”
，“天命不可以诈诡而邀，神器不可以侥幸而取也”
[108]。
这虽是对于割据称雄的批评，但他却是以“天命”
做武器，就显得苍白无力了。
《华阳国志》各卷都有后论，称为“撰曰”
，雕琢字句而内容空泛，反映出常璩在历史思想上的贫乏。
刘知幾称赞它“详审”
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
[109]，指出了《华阳国志》在历史编撰上的成就。
隋唐以下，史家修史，多有参据，也足以证明它的成就在史学上的价值。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地方史很多，但存者寥寥，且又真伪难辨，残缺不全，唯《华阳国志》历1600余年独放异彩，使今人阅后可以想见我国古代西南地区文明发展的进程。
如果把它作为地区文明发展在历史撰述上的标志看待的话，我们亦可由它推想已佚之众多地方史所记述当时我国各个地区文明发展的盛况。
而值得注意的是，同地方史撰述发展相关联的，是民族史撰述的发展。
中国史学上关于民族史撰述的专篇，始于司马迁的《史记》，它把环绕中原的民族，尽可能地展开一幅极为广阔而又井然有序的画卷。
它写了《匈奴列传》、《南越尉佗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
按地区分别写出北方、南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的民族历史。
把这六个专篇合起来，可以说是一部相当完整的民族史，其中有些记载是超越当时和今日国境范围的。
[110]这在民族史撰述上具有开创的意义。
其后，《汉书》、《东观汉记》、谢承的《后汉书》、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的《汉后书》、陈寿的《三国志》都有记述民族史的专篇，随着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的重新组合，专篇内容也不断有所变化。
范晔《后汉书》比较晚出，它在继承、综合前史的基础上，写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史”
撰述中最有分量的民族史专篇，可以同《史记》、《汉书》的有关专篇相衔接。
这一时期的史家还写出了许多当代民族史著作，但它们多是以皇朝或“国史”
的形式出现的。
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和魏收的《魏书》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可惜前者已散亡，只有节本和辑佚本流传，已不可窥其全貌了。
《魏书》在这方面的成就已如上述，但它在民族史记述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还记述了拓跋部以外的鲜卑族的历史，记述了鲜卑族以外的其他各族的历史，涉及东北、西北、西域、北方许多民族，显示出在民族史记述上的开阔的视野。
它在反映这个时期北部中国诸民族的重新组合和融合方面，是具有总结性的著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家的民族史记述，还包含在大量的地方史撰述和地理书撰述中。
如上面讲到的《华阳国志》，它关于西南民族史的记述很丰富。
在卷一至卷四中，它不但记载了30多个少数民族或部落的名称和分布，而且对其中一些主要的部族或部落如巴（尤其是其中的“板楯蛮”
）、蜀、氐、羌、臾、濮、夜郎、哀牢等的历史、传说、风俗及其同汉族皇朝的关系，做了较多的叙述，有很多记载是其他史籍中所未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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