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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两晋、南北朝、隋及唐初，史家重体例是一种学术风气，杜预、袁宏、沈约、李德林、魏收、魏澹、令狐德棻、敬播等也都是精于史书体例的。
刘知幾关于史书体例之理论的新贡献，在于他从以往全部史学发展中，总结出来关于史书体例的理论体系。
首先，他提出了从总体上把握史书外部形态的特点及相互间的区别的理论。
《史通·六家》篇说：“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
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今略陈其义，列之于后。”
[46]所谓“诸史之作，不恒厥体”
，是从变化的观点来看史书的“体”
的。
“六家”
，指《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
这是综合了体裁和内容两个方面提出来的。
《二体》篇紧接着说：“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
[47]这里讲的“体”
就不包括史书内容而只是指它的外部形态了，即编年体和纪传体两种史书体裁。
《六家》、《二体》、《杂述》所论“自成一家”
的10种“偏记小说”
，构成了《史通》在宏观方面的史书体例理论。
而其所论编年、纪传两种体裁的“长”
与“短”
得失两存的认识，在中国史学上有长久的影响。
其次，他对纪传体史书的内部结构做了理论上的概括，阐述了各种体例在一部史书中所处的位置及相互间的关系。
这在《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等篇，都论之甚详。
这是自《史》、《汉》以来，对“正史”
体例所做的最全面的总结。
在这些论述中，刘知幾批评前史，有许多中肯的见解，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设想。
《论赞》篇批评说：“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
[48]《书志》提出增立都邑志、氏族志、方物志。
《载言》篇提出“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书”
，“题为‘制册［书］’、‘章表书’”
[49]，以保存重要的文献。
这都是很有价值的见解。
在这个方面，刘知幾对前史的批评，也有一些并非妥帖的论点。
《表历》篇认为，以表为文，“载诸史传，未见其宜”
[50]；《本纪》篇批评司马迁以项羽入“本纪”
；《世家》篇批评《史记·陈涉世家》为不当；《书志》篇批评前史书志“皆未得其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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