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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南朝以下，“建侯日削，欲行古道，势莫能遵”
[86]。
这个认识，跟稍后柳宗元所撰《封建论》的思想是一致的。
杜佑在《兵典·兵序》中，又从政治、军事上的得失，进一步肯定了秦、汉以来“罢侯置守”
，“以为强干弱枝之势”
，“诚得其宜”
。
同时又指出，“强干弱枝之势”
的破坏造成了玄宗后期的社会动乱，是“地逼则势疑，力侔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
[87]。
这样，杜佑一方面指出了发展趋势的不可逆转，另一方面又看到了具体形势的变化也会影响到总的趋势和进程，其中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思想。
杜佑反对“非今是古”
的思想，在对待民族问题和人才问题上，也表现得很突出。
他在讲到“三代”
的“立尸义”
时，分析了“中华”
与“夷狄”
在礼俗上的同源和后来的变化，认为：“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有祭立尸焉，有以人殉葬焉，有茹毛饮血焉，有巢居穴处焉，有不封不树焉，有手抟食焉，有同姓婚娶焉，有不讳名焉。
中华地中而气正，人性和而才惠，继生圣哲，渐革鄙风。
今四夷诸国，地偏气犷，则多仍旧。”
[88]杜佑从地理条件不同来说明中华与夷狄在礼俗文明发展进程上产生差别的原因，虽不尽全面，却是很有意义的见解。
他批评前人的复古论调，并从社会心理上解释产生这种非今是古思想的原因，指出：“昔贤有言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诚谓削厚为薄，散醇为醨。
’又曰：‘古者人至老死不相往来，不交不争，自求自足。
’盖嫉时浇巧，美往昔敦淳，务以激励勉其慕向也。”
[89]他从社会心理考察，认为：“人之常情，非今是古。”
但他根据丰富的历史事实，明确指出：“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
这不仅坚持了历史进化思想，也是对上述错误的社会心理和复古论调的有力批评。
关于人才问题，杜佑认为：“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材能，在施政立本，使之然也。”
他主张通过“务勤其教”
达到培养人才的目的；“若不敦其教，欲求多贤，亦不可及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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