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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族史和中外交通史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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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史和中外交通史撰述，是这个时期的重要史学成就之一。
隋唐时期，人们对于民族关系和民族史的认识，具有超越前人的开阔视野和新的境界。
隋炀帝时，裴矩撰《西域图记》一书，认为隋代是“混一戎夏”
、“无隔华夷”
的时代；若对少数民族历史“不有所记，无以表威化之远也”
。
这当然还是在宣扬隋朝的强大，但他重视民族史撰述确是出于自觉的要求。
裴矩用“寻讨书传，访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详众口”
的方法，记西域44国的历史、地理、社会风俗，并“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
；“别造地图，究其要害。
从西顷以去，北海之南，纵横所亘，将二万里”
[153]。
此书虽已不存，但从这篇序文中仍可看出作者对当时西域各族社会历史的深入了解。
唐初史家不仅承认少数民族政权历史为“正史”
的内容，而且也撰写这样的“正史”
，这是他们在民族史撰述上的新贡献。
《晋书》载记对于石勒、慕容廆、慕容德、赫连勃勃等十六国统治人物也都有一些很好的评论。
杜佑《通典·边防典》共16卷，可以看作是当时一部翔实的民族史和域外情况的撰述。
杜佑提出的“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
[154]的见解，从文明发展进程上来看待华夷关系，是历史进化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
晚唐时期，民族史撰述有所增多，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原与“四夷”
的关系史，二是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历史。
李德裕的《异域归忠传》、高少逸的《四夷朝贡录》属于前一类著作；后一类著作以关于云南地区的社会历史撰述最为突出，主要有韦齐休的《云南行记》、李德裕的《西南备边录》、窦滂的《云南别录》和《云南行记》、徐云虔的《南诏录》、卢携的《云南事状》、达奚洪的《云南风俗录》、樊绰的《蛮书》（一作《云南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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