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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国方略上,《隋书》史论也寄寓着作者的现实理想。
“所居而化,所去见思”
[172],这是《隋书》史论竭力提倡的一种良好吏治和统治秩序。
《隋书》史论认为,要避免重蹈秦、隋之亡的覆辙,还必须对各级官吏提出“立身从政”
[173]的严格要求,从而建立起一种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魏徵在《隋书》史论中,突出地宣扬“循吏”
的作用,认为:“古之善牧人者,养之以仁,使之以义,教之以礼,随其所便而处之,因其所欲而与之,从其所好而劝之。”
[174]这就是所谓“化人”
的办法,做到这些,就能统治人民,管理政务,天下安定。
他还认为“有无能之吏,无不可化之人”
[175],主张主要通过教化来达到统治人民的目的。
他的这个思想,颇像是道家思想的延续,又如同汉初黄老学说的翻版。
其实,这种思想恰是唐初历史条件的合乎规律的反映。
处在隋末动乱后的唐初社会,犹如处在秦末动乱后的汉初社会一样,当务之急是要稳定统治秩序,“与民休息”
;故汉初有黄老政治,倡言“无为”
,唐初有魏徵的“教化”
之说,主张“化人”
。
这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魏徵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比其他人更加面对现实,因而也就更清晰地洞察了当时的社会。
他在给唐太宗的一篇奏疏中还说过:“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
父不能知其子,则无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则无以齐万国。
万国咸宁,一人有庆,必藉忠良作弼,俊乂在官,则庶绩其凝,无为而化矣。”
[176]可见,他的这种主张教化的思想也是一贯的;而且认为实行这个主张,是要借助于“忠良”
、“俊乂”
即各级官吏的。
因此,魏徵激烈地抨击隋炀帝的种种暴政,称赞循吏梁彦光等人“立严察之朝,属昏狂之主,执心平允,终行仁恕,余风遗爱,没而不忘,宽惠之音,足以传于来叶”
[177],给予他们极高的评价。
他尤其赞扬梁彦光等人“内怀直道,至诚待物,故得所居而化,所去见思”
[178]。
一个官吏,做到居官实行教化,离任被人思念,恐怕是十分不容易的。
魏徵的评论,不无夸大之嫌。
至于他提出的“化人”
的办法和标准,在封建社会里也是不可能完全付诸实行的。
而其教化的目的,从根本上看,也还是为了巩固政治统治。
魏徵曾说:“古语云,善为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抚之使静。
水平则无损于堤防,人静则不犯于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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