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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
在杜佑看来，类似的事例，还可以举出不少，这里只是“聊陈一二”
而已。
总之，杜佑是用事实证明“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
；也就是说，现今的中华文明是从古代的不文明发展而来的。
他的朴素历史进化观点，在这里表现得十分鲜明。
“中华”
为什么能够革除“鄙风弊俗”
，不断从不文明走向文明呢？杜佑认为，这主要是地理环境的影响。
“华夏居中土，生物受气正”
，所以不断诞生出“圣贤”
，“圣贤”
们不断创制、实行“法教”
，“随时拯弊，因物利用”
，于是便逐渐变得文明起来了。
与此不同的是，“夷狄”
所处，“其地偏，其气梗，不生圣哲，莫革旧风”
，因而至今保存着古老的陋习，显示出了同“华夏”
的区别。
杜佑用地理条件的不同来说明“华夏”
与“夷狄”
在文明进程上的差别的原因，是唯物的、进步的理论。
当然，造成“华夏”
、“夷狄”
文明程度的差别的原因，不只是地理条件方面的，更不能看作是有没有“圣贤”
、“圣哲”
所致，但杜佑能够从客观上探讨这个问题，提出独立的见解，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极其难得的。
如前所述，杜佑在民族问题上反映出来的朴素历史进化观，使他对于民族问题有一种朴素的民族平等认识。
他强调“古之人质朴，中华与夷狄同”
的观念。
此外，杜佑所认为的历史的进步，隐约含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从他说的“继生圣哲，渐革鄙风”
可以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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