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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终于拒绝了赵简子对他的奖赏。
针对这样一件小事，柳宗元评论道：
功之受赏也，可传继之道也。
君子虽不欲，亦必将受之。
今乃遁逃以自洁也[252]，则受赏者必耻。
受赏者耻，则立功者怠，国斯弱矣。
君子之为也，动以谋国。
吾固不悦董子之洁也。
其言若怼焉，则滋不可。
柳宗元认为，一个人不能为了“自洁”
而有功不受赏，以致造成“受赏者耻”
的舆论和风气，那样国家就要衰弱了。
因此，他指出：“功之受赏也，可传继之道也。”
而“董子之洁”
是不值得称道的，因为它可能会造成一种消极的社会效果。
这里就涉及“自洁”
和“谋国”
、个人和大局孰轻孰重的问题了，也涉及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的关系问题。
在柳宗元看来，无疑应以“谋国”
和大局为主来评价历史人物言行的功过得失，而不应拘于董安于式的“自洁”
。
柳宗元在《非国语》中反映出来的历史评价的理论，具有鲜明的现实感。
这些评论，或表达了他的政治抱负，或借以讽喻时政。
或启迪人们对是非的辨别，使人们在对历史的评价中受到教育。
——关于史家作史态度及书法问题。
《非国语》不仅在历史理论上和历史评价上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它们大多针对《国语》所记内容而发；而且在史学理论上也有广泛的涉及，它们大多针对《国语》作者而发。
这后一部分评论，仍然是从批评的角度来提出问题，所论则多关于史家作史态度及书法问题。
综观《非国语》在这方面的评论，大致有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批评《国语》作者记事“迂诞”
。
如《神降于莘》篇：“斯其为书也，不待片言而迂诞彰矣！”
《卜》篇：“左氏惑于巫而尤神怪之，乃始迁就附益，以成其说，虽勿信之可也”
等。
这是指出《国语》作者有神论思想的危害，以致把“迂诞”
、“神怪”
之事以及巫者之言用来附会人事，写入史书，这种记载是不可信的。
第二，批评《国语》作者把预言当作历史，并拼凑“证据”
，宣扬宿命论。
如柳宗元在《灭密》篇批评密国康公之母关于命数的谈话，而“左氏以灭密征之，无足取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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