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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三省自序说,他初次为《通鉴》作注,是“依陆德明《经典释文》厘为广注九十七卷,著论十篇。
自周讫五代,略叙兴亡大致”
。
这说明他对于史论的重视和兴趣。
胡注中多有史论,恰是胡三省注史的风格。
胡注的成就,还在于它“始以《考异》及所注者散入《通鉴》各文之下”
,便利了《通鉴》的阅读和流传。
这也是它大有功于《通鉴》的地方。
南宋时期,注《通鉴》者纷纷然,但多有乖谬,没有多大影响。
而《通鉴》胡注,一是详于典章制度的梳理,地理沿革的考察;二是于原书“能见其大”
,阐发其旨趣;三是“心术之公私,学术之真伪”
都经得起考验。
胡注问世后,《通鉴》学仍有发展,注家迭起,述作也不少,而胡注终不能废,证明它确实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胡三省在《音注资治通鉴序》中,还表明了他在历史文献学上所持的发展的和实事求是的学术见解。
他说:
注班书者多矣:晋灼集服(虔)、应(劭)之义而辩其当否,臣瓒总诸家之说而驳以己见。
至小颜(师古)新注,则又讥服、应之疏紊尚多,苏、晋之剖断盖鲜,訾臣瓒以差爽,诋蔡谟以抵牾,自谓穷波讨源,构会甄释,无复遗恨;而刘氏兄弟之所以议颜者,犹颜之议前人也。
人苦不自觉,前注之失,吾知之;吾注之失,吾不能知也。
[24]
从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到胡三省在文献学思想上的辩证观点,即学术是一代代人的传袭、积累,任何人都不应自谓本身的见识“无复遗恨”
,而应认识到后人总会有超过自己的地方。
然而,对于“前注之失,吾知之;吾注之失,吾不能知”
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人们要有自觉的认识,却又是多么不容易!
——这一思想,是中国历史文献学史上的宝贵遗产。
胡三省是有自知之明的。
他在自序中说:“古人注书,文约而义见。
今吾所注,博则博矣,反之于约,犹未能焉。”
这虽是他的自谦之词,但也表明他是主张史注应当以“文约而义见”
为目标的。
他撰的《通鉴释文辨误》12卷,以雄辩的事实证明海陵本《通鉴释文》的伪谬;“而海陵本乃托之公休(司马康字公休——引者)以欺世,适所以诬玷公休,此不容不辨也”
[25]。
他丰富的历史文献学知识,在此书中也同样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音注资治通鉴》和《通鉴释文辨误》二书,是胡三省关于《通鉴》学的名作,也是元代历史文献学方面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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