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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
的倡导涌现出了冲锋陷阵的勇士，而新历史考证学派则造就一批严谨求真的名家。
他们活跃于20世纪前期的中国史坛，推动并深化了中国史学走向近代的程度。
“五四”
前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一些中国学人所理解、接受。
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李守常（大钊）《史学要论》的出版为标志，中国史学出现了最早的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理论著作。
20世纪20年代末，郭沫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写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并在1930年正式出版，震动了中国历史学界。
从此以后，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家活跃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
他们的著作，代表着一个新的史学发展方向，即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去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并据此来认识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和当时的中国社会性质，等等。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从根本上即从历史观和方法论上，推动了中国史学走向科学化的道路。
在这一点上，李大钊有非常明确的阐述。
他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史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今与古》、《史学要论》等论著，用全新的观点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历史和史学做了精辟阐述。
这些阐述，一方面赋予中国史学遗产中所包含的关于历史之朴素的进化观点和辩证观点以合理的说明；一方面又把近代进化论推进到辩证的发展观，从而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及其运动规律做出了科学的论断。
可以肯定地认为，正是因为有了唯物史观，才真正开辟了人们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的道路；换言之，历史学也得以真正走上科学化的道路。
当然，历史学的科学化道路并不是平坦和笔直的。
在这条道路上，需要有一批史学家付出艰辛劳动，直至生命终结；在这条道路上，史学家也走过一些弯路，经历过异常严峻的考验，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也出现过不少失误。
尽管如此，正确的方向已经确立，科学的道路已经开辟，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中国历史学的前景定是广阔和充满生机的，这已为近三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所证明。
近百年来的中国史学，反映出了更加明显的社会化和大众化趋势。
这一趋势是同近百年来中国近代教育、新闻、出版等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特别是同新中国成立后文化、教育、学术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
高等学校中历史学系的设立，中小学历史课程的设置，有关历史学的学术刊物的创办和报纸上有关历史与史学栏目的开辟等，为史学的社会化趋势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近百年来，有一些有远见的历史学家，一方面关注历史研究的深入和创新，一方面也关注历史知识的普及，并为此做出不懈努力。
在这方面，吴晗是一位备受人们推崇的有成就的史学家。
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近三十年来，中国史学在社会化和大众化方面迈出了更大的步伐，人们对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的重视，具有空前的广泛性，适应社会各种层次之要求的历史读物的大量出版，以及各种内容的博物馆、纪念馆的建立等，说明历史学已成为人们工作、学习、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这种局面，是20世纪以前所无法比拟的。
当然，在史学更加社会化和大众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庸俗化的倾向，即猎奇和媚俗的倾向，致使历史知识过分娱乐化、商业化而失去它本身的尊严，淡化了人们对历史应有的敬意，这是不可取的，是应当加以抵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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