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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可见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新历史考证学之间是有联系的。
周谷城在1944年讲到“创造中的新史学”
时，一方面指出：“整理史料，乃创造新史学所不可忽视的基本工夫。
直至最近，又有疑古辨伪之风，此殆可视为乾嘉以来考证风气的继续。”
一方面又指出：“在疑古辨伪与考古求真的过程中，纯粹史学或史学方法论，亦有作者，如梁任公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是也。”
[37]这是把疑古辨伪、考古求真同“新史学”
联系在了一起。
但是，各种史学之间，毕竟又有很大的不同，以致有根本性质的区别。
因此，当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逐步深入探讨时，这种不同和区别就更加凸显出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自主性意识也就随之而增强。
1956年，胡绳在《历史研究》上发表长篇论文《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论现代中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学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观念》，对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做了分析。
作者在此文的最后写道：“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使历史研究真正成为科学，就因为它是彻底消除在历史研究中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的理论。
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保障人们无病无灾的灵符，而是引导人们克服各种困难而正确地前进的指针”
；“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也同样会失足落到主观性和片面性的陷阱中去”
[38]。
我们不能不佩服作者的见识和睿智，他所担心的人们“掉以轻心”
的事，果然被他言中了。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中期，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于主流位置的条件下，逐步滋生起来对马克思主义做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理解和运用的错误倾向，同当时政治上的“左”
的倾向相结合，形成史学发展中的一种违背历史主义原则的史学思潮。
这一思潮的影响几乎涉及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造成了严重的负面作用：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被片面地加以解释；二是历史研究的实事求是原则受到严重挑战；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性、权威性被严重损害。
1962年，翦伯赞发表《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一文，强调“历史主义是重要的”
，“必须把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结合起来”
[39]，并对此做了精辟的分析。
可惜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此文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
十年“**”
，无史学可言。
“**”
结束以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三十多年来，中国历史步入新的时期，中国史学也得以走上健康发展的大道。
历史发展的生机给史学发展带来了活力，中国史学在思想领域呈现出空前活跃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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