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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内外官僚，守职维艰，善能终是者寡，身家诛戮者多。”
（13）郭桓案发后，他又说：“其贪婪之徒，闻桓之奸，如水之趋下。
半年间弊若蜂起，杀身亡家者人不计其数。
出五刑以治之，挑筋剁指足髡发文身，罪之甚者欤？”
（14）
政权的维持建立在流血屠杀、酷刑暴行的基础上，这个时代，这种政治，确确实实是名副其实的恐怖政治。
胡惟庸案案发于洪武十三年（1380），蓝玉案案发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前后相隔十四年，主犯虽然有两个，但其实是一个案子。
胡惟庸是初起兵占领和州时的帅府旧僚，和李善长同乡，又结了亲，因李善长的举荐，逐渐发达，洪武三年（1370）拜中书省参知政事，六年（1373）七月拜右丞相。
中书省综掌全国大政，丞相对一切庶务都有专决的权力，统率百官，只对皇帝负责。
这制度对一个平庸的、唯唯诺诺、阿附取容“三旨相公”
型的人物，或者对手是一个只愿嬉游逸乐、不理国事的皇帝，也许不会引起严重的冲突。
或者一个性情谦和容忍，一个刚决果断，柔刚互济倒也不致坏事，但是胡惟庸干练有为，有魄力，有野心，在中书省年头久了，大权在手，威福随心，兼之十年宰相，门下故旧僚友也隐隐结成一个庞大的力量，这个力量是以胡惟庸为核心的。
拿惯了权的人，怎么也不肯放下。
朱元璋呢，赤手空拳建立的基业，苦战了几十年，拼上命得到的大权，平白被人分去了一大半，真是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想想又怎么能甘心！
困难的是皇帝和丞相的职权，从来不曾有过清楚的界限，理论上丞相是辅佐皇帝治理天下的，相权是皇权的代表，两者是合二为一的，不应该有冲突。
事实上假如一切庶政都由丞相处分，皇帝没事做，只能签字画可，高拱无为。
反之，如皇帝躬亲庶务，大小事情一概过问，那么，这个宰相除了伴食画诺以外，又有什么可做的？这两个人性格相同，都刚愎，都固执，都喜欢独裁，好揽权，谁都不肯相让，许多年的争执、摩擦，相权和皇权相对立。
最后，冲突表面化了。
朱元璋有军队，有特务，失败的当然是文官。
在胡惟庸以前，第一任丞相李善长小心怕事，徐达经常统兵在外，和朱元璋的冲突还不太严重。
（刘基自己知道性子太刚，一定合作不了，坚决不干。
）接着是汪广洋，碰了几次大钉子，末了还是赐死。
中书官有权的如杨宪，也是被杀的。
胡惟庸是任期最长，冲突最厉害的一个。
被杀后，索性取消中书省，由皇帝兼行相权，皇权和相权合二为一。
洪武二十八年（1395）手令：“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
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
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
（15）这里所说的“事皆朝廷总之”
的朝廷，指的便是他自己。
胡惟庸被杀，在政治制度史上的意义是治权的变质，也就是从官僚和皇家共治的阶段，转变为官僚成奴才，皇帝独裁的阶段。
胡惟庸之死只是这件大屠杀案的一个引子，公布的罪状是擅权枉法。
以后朱元璋要杀不顺眼的文武臣僚，便拿胡案做底子，随时加进新罪状，把它放大、发展，一放为私通日本，再放为私通蒙古，日本和蒙古，“南倭北虏”
是当时两大敌人，通敌当然是谋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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