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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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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篡夺了元末农民战争的胜利果实做了皇帝，成为地主阶级政治利益的代表。
他当然是尊重、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
但是，事情并不如他所想望的那样。
大地主们也有两面性，一面同样尊重、维护他的统治；另一面，随着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大地主们家里有人做官，倚仗政治力量，用隐瞒土地面积、荫庇漏籍人口等手段来与皇家统治集团争夺土地和人力，直接影响到皇朝的财政、税收和人力使用。
“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指税。”
（43）“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
（44）由于触犯他的利益的大地主们的强占、舞弊，皇朝的经济基础发生问题了，地主阶级内部矛盾发展了、激化了，为了保障自己的经济基础，非对触犯他的利益的大地主加以狠狠的打击不可。
朱元璋从渡江以后，就采取了许多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措施。
例如龙凤四年（1358）取金华，便选用金华七县富民子弟充宿卫，名为御中军。
（45）这件事一方面表示对地主阶级的尊重和信任；另一方面也是很重要的军事措施，因为把地主们的子弟征调为禁卫军人，随军作战，等于做质，就不必担心这些地区地主的军事反抗了。
洪武十九年（1386）选取直隶应天诸府州县富民子弟赴京补吏，凡一千四百六十人（46），也是同样作用。
对地主本身，洪武三年（1370）做的调查，以田税多寡进行比较，浙西的大地主数量最多，以苏州一府为例，每年纳粮一百石到四百石的四百九十户；五百石到一千石的五十六户；一千石到两千石的六户；两千石到三千八百石的两户，共五百五十四户，每年纳粮十五万一百八十四石。
（47）三十年（1397）又做了一次调查，除云南、两广、四川以外，浙江等九布政司，直隶应天十八府州，地主们田在七顷以上的共一万四千三百四十一户。
编了花名册，把名册藏在内府印绶监，按名册以次召来，量才选用。
（48）应该看到，田在七顷以上，在长江以南的确是大地主了，但在长江以北，就不一定是大地主，而是中小地主了。
地主对封建统治集团和农民来说，也是有两面性的。
一面是他们拥护当前的统治，依靠皇朝的威力，保身立业。
朱元璋说过：孟子曰：有恒产者有恒心。
今郡县富民，多有素行端洁，通达时务者。
叫户部保荐交租多的地主，任命为官员、粮长。
（49）另一面他又指出：“富民多豪强，故元时此辈欺凌小民，武断乡曲，人受其害。”
（50）以此，他对地主的政策也是两面性的，双管齐下。
一是选用做官僚，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二是把他们迁到京师，繁荣首都，同时削弱了地主在各地方的力量。
在科举法未定以前，选用地主做官，叫作税户人才，有做知县、知州、知府的，有做布政使以至朝廷的九卿的。
（51）例如浙江乌程大族严震直就以税户人才一直做到工部尚书，后来浦江有名的郑义门的郑沂竟从老百姓任命为礼部尚书。
（52）又以地主为粮长，以为地方官都是外地人，不熟习本地情况，容易被黠胥宿豪蒙蔽，民受其害，不如用有声望的地主来征收地方赋税，负责运到京师，可以减少弊病。
（53）洪武四年（1371）九月，命户部计算土田租税，以纳粮一万石为一区，选占有大量土地纳粮最多的地主为粮长，负责督收和运交税粮。
（54）如浙江布政司有人口一百四十八万七千一百四十六户，每年纳粮九十三万三千二百六十八石，设粮长一百三十四人。
（55）粮长下设知数（会计）一人，斗级（管斗斛称量的）二十人，运粮夫千人。
（56）并规定对粮长的优待办法，凡粮长犯杂犯、死罪和徒流刑的可以纳钞赎罪。
（57）洪武三十年（1397）又命天下郡县每区设正副粮长三名，编定次序，轮流应役，周而复始。
（58）凡粮长按时运粮到京师的，元璋亲自召见，谈话合意的往往留下做官。
（59）元璋把征粮和运粮的权力交给地主，以为这个办法是“以良民治良民，必无侵渔之患”
（60）；免地方官“科扰之弊，于民甚便”
（61）。
他把地主也当作良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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