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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晚明“流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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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流寇”
的兴起，是一个社会组织崩溃时必有的现象，像瓜熟蒂落一样，即便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暴民领袖不出来，那由贵族太监官吏和地主绅士所组成的统治集团，也已经腐烂了，僵化了，肚子吃得太饱了，搜括到的财富已经堆积得使他们窒息了，只要人民能够自觉团结成为伟大的力量，要求生有的权利，这一个高高的挂在半空中的恶化的无能的机构，是可以一蹴即倒的。
朱明政权的被消灭，被消灭于这个政权和人民的对立，杀鸡求卵。
被消灭于财富分配的不均，穷人和地主的对立。
在三百年前，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兵科都给事中曾应遴明白地指出这现象，用书面方式警告政府当局，他说：“臣闻有国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今天下不安甚矣，察其故原于不均耳。
何以言之？今之绅富率皆衣租食税，安坐而吸百姓之髓，平日操奇计赢以役愚民而独拥其利，有事欲其与绅富出气力，同休戚，得乎？故富者极其富而至于剥民，贫者极其贫而甚至于不能聊生，以相极之数，成相恶之刑，不均之甚也。”
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绅富阶级利用他们所有的富力和因此而得到的特殊政治势力，加速地加重地剥削和压迫农民，吸取最后的一滴血液，农民穷极无路，除自杀、逃亡以外，唯一的活路就是起来反抗，团结起来，用暴力推翻这一集团的吸血鬼，以争得生存的权利。
17世纪初年的农民反抗运动，日渐开展，得到一切被压迫人民的支持、参与，终于广泛地组织起来，用生命去搏斗，无情地对统治集团进攻，加以打击，消灭。
这运动，被当时的统治集团和后来的正统派史家称为“流寇”
。
“流寇”
的发动、成长和实力的扩充，自然是当时统治集团所最痛心疾首的。
他们有的是过分的充足的财富，舒服，纵逸，****，美满而无耻的生活。
他们要维持现状，要照旧加重剥削来维持欲望上更自由的需要，纵然已有的产业足够子子孙孙的社会地位的保证，但仍然像饥饿的狼，又馋又贪，永远无法满足。
然而，当前的变化明朗化了，眼见得被消灭，被屠杀了，他们不能不联合起来，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加强统制，加强武力，侮蔑、中伤对方，做最后的挣扎。
同时，集团的利益还是不能消除个人利害的冲突，这一集团的中坚分子，即使在火烧眉睫的时候，彼此间还是充满了嫉妒、猜疑，钩心斗角，互相算计。
在三百年前，北平的形势最紧张的时候，政府请勋贵大臣富贾巨商献金救国，话说得极恳切，希望自己人能自己想办法，可是，结果，最著名的一个富豪出得最少，他是皇帝的亲戚，皇帝、皇后都动了气，才添了一点点，其他的人自然不会例外，人民虽然肯尽其所有报效国家，可惜的是他们早已被榨干了。
三月十九日北平陷落后，这些悭吝的高贵的人们，经过毫无怜悯的几夹棍、几十板子，大量的金子银子珠宝被搜出以后，一批一批地斩决，清算了他们对人民所造的孽债。
皇宫被占领以后，几十间尘封灰积的库房也打开了，里面堆满了黄的金子、白的银子！
皇宫北面的景山，一棵枯树下，一条破席子，躺着崇祯皇帝和他忠心的仆人的尸身！
站在相反的场合，广大的农民群众，他们是欢迎“流寇”
的，因为同样是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们。
举几个例子，山西的许多城市，没有经过什么战斗便被占领了，因为饿着肚子的人们到处都是，他们做内应，做先遣部队，打开城门，请“敌人”
进来。
山东河南的城市，得到“流寇”
的安民牌以后，人民恨透了苛捐，恨透了种种名目的征输，更恨的是在位的地方官吏，他们不约而同，一窝蜂起来赶走了地方官，持香设酒，欢迎占领军的光临，有的地方甚至悬灯结彩，远近若狂。
又如宣府是京师门户，北方重镇，被围以后，巡抚朱之冯悬重赏募人守城，没人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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