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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他所说的是辋川真迹，是《清明上河图》，或是黄彪的临本，或是王鏊家藏本，或是王忬所藏的，都是无中生有。
失去事实的根据，当然唐顺之或汤裱褙甚至第三人的行谮或指证的传说，都一起跟着不存在了。
但是，像沈德符、顾公燮、刘廷玑、梁章钜等人，在当时都是很有名望的学者，沈德符和王世贞是同一时代的人，为什么他们却会捕风捉影，因讹承讹呢？
这原因据我的推测，以为是：
（一）看不清《四部稿》两跋的原意，误会所谓“权相出死力构”
是指他的家事，因此而附会成一串故事。
（二）信任《野获编》作者的时代和他与王家的世交关系，以为他所说的话一定可靠，而靡然风从，群相应和。
（三）故事本身的悲壮动人，同情被害人的遭遇，辗转传述，甚或替它装头补尾，虽悖“求真之谛”
亦所不惜。
次之因为照例每个不幸的故事中，都有一位丑角在场，汤裱褙是当时的名装潢家，和王、严两家都有来往，所以顺手把他拉入做一点缀。
识画人的另一传说是唐顺之，因为他曾有疏参王忬的事迹，王忬之死他多少应负一点责任。
到了范允临的时候，似乎又因为唐顺之到底是一代大儒，不好任意得罪，所以在他的剧本——《一捧雪》传奇中仍旧替回了汤裱褙。
几百年来，这剧本到处上演，剧情的凄烈悲壮，深深地感动了千万的人，于是汤裱褙便永远留在这剧本中做一位挨骂的该死丑角。
三、《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
最早提到《金瓶梅》的，是袁宏道的《觞政》：
凡《六经》《语孟》所言饮式，皆酒经也。
其下则汝阳王《甘露经酒谱》……为内典。
……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为逸典。
（《袁中郎全集》卷一四，十之《掌故》）
袁宏道写此文时《金瓶梅》尚未有刻本，已极见重于文人，拿它和《水浒》并列了。
可惜袁宏道只给了我们一个艺术价值的暗示，没提出它的著者和其他事情。
稍后沈德符的《野获编》卷二五《金瓶梅》所说的就详细多了，沈德符说：
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予恨未得见。
丙午（1606）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唯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
又三年小修（袁中道，宏道弟）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
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
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
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曰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
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
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
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
遍觅不得。
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赝作矣。
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
关于有刻本前后的情形和书中所影射的人物，他都讲到了，单单我们所认为最重要的著者，他却只含糊地说了“嘉靖间大名士”
了事，这六个字的含义是：
（一）作者是嘉靖时人。
（二）作者是大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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