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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乃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
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君，凭陵跋扈，遥制朝权，此河、洛之徒也。
或众少力微，阻兵据险，贿诱名爵，志在养力，以俟衅隙，此关、陕之人也。
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为名，乃得兵权；及妖人已灭，兵权既得，志骄气盈，无复尊元、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为生民之巨害，皆非华夏之主也。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势之地，得长江天堑之险，今十有三年。
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湖、湘、汉、沔，两淮、徐、邳，皆入版图，奄及南方，尽为我有。
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执矢，目视我中原之民，久无所主，深用疚心。
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
虑民人未知，反为我仇，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谕告。
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
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
予恐中土久污羶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其体之！
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国之民抚养无异。
这是元璋幕中儒生系统的杰作，代表几千年来儒家的正统思想。
这文字指出两点：第一是民族革命，强调夷夏的分别，中国人民应由中国人自己治理。
过去不幸被外族侵入，冠履倒置，现在应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
。
这比之红军初起时，以复宋为号召的狭隘的恢复家族政权，进而为广泛的恢复民族独立，进步何止千里！
以此为号召，自然更能广泛地博得全民的拥护和支持，更能吸引儒生和士大夫的注意。
第二是文化系统的恢复，礼义为御世大防，换言之，即人生的行为规范，此规范实我民族所以生存所以发展之生命力量。
蒙古入主中国，初时尚能遵守此规范，以纲维天下。
中期以后，此规范乃被破坏，渎乱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实属不可容忍。
北伐目的在“立纲陈纪”
，救济斯民，恢复此世世相承之传统文化、生活习惯。
这比之红军之弥勒佛或明王出世空幻的理想世界，进而为更切实具体的文化的生活习惯的正常化，自然更能广泛地博得全民的拥护和支持，更能吸引儒生和士大夫的注意。
指斥元廷则分作两点：第一是破坏传统文化，第二是政治贪污和腐化。
指斥元将，河、洛指扩廓帖木儿，扩廓原为汉人王保保，为乃舅察罕帖木儿养子，元帝赐名。
关、陕指李思齐、张思道等。
扩廓斥其以夷变夏，反用虏名，跋扈要君。
李、张斥其制造内乱，不忠负国。
妖人指红军，说妖人已灭，事实上无异表白十三年来在红军系统下作战的这一实力，并非红军，至少也已和红军脱离关系。
末了说明要“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
，逐虏雪耻之使命。
最后为了缓和蒙古、色目人的反抗，声明只要他们愿意加入中国文化系统，也就承认他是中国的公民，和中国人一样看待。
前一年讨张士诚的檄文只是消极地踢开红军系统，空洞地指斥元政府。
到此方才积极地、具体地提出民族革命的口号，保持传统文化的政纲。
这是儒生系统的第二次胜利，也是朱元璋的第二次转变。
这一檄文的影响，使北方的儒生士大夫消释了对红军破坏的恐惧心理，使北方的农民了解这支军队之来，是为了恢复秩序、安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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