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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如“杂传”
的撰述，是因为人们不能满足于“正史”
所记的人物，故对于“操行高洁，不涉于世者”
，对于“耆旧节士”
、“名德先贤”
的一方人物，甚至对“鬼物奇怪之事”
，皆“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
[57]。
还有制度的专史，如职官、仪注、刑法等，也都受到人们的重视而广为撰述。
东晋南北朝时，推重门阀，谱牒之书，大行于世，成为历史撰述的一个门类，等等。
所有这些，反映了撰史之风的旺盛。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史家人才辈出，纷至沓来。
唐人刘知幾在论到这个时期任史职者：于曹魏、西晋举出华峤、陈寿、陆机、束皙；于东晋举出王隐、虞预、干宝、孙盛；于南朝宋举出徐爰、苏宝生；于南朝梁、陈举出沈约、裴子野、刘陟、谢昊、许善心；于北朝及隋举出崔浩、高闾、魏收、柳虬、王劭、魏澹、诸葛颍、刘炫等。
刘知幾还举出三国时吴、蜀二国任史职者，以及十六国时之任史职者[58]。
此外，未曾担任史职而在历史撰述上却作出了成绩者还有多人，其突出者如三国时有鱼豢、谯周，两晋有司马彪、王铨、常璩、袁宏，南朝有裴松之、范晔、臧荣绪、萧子显、吴均、姚察，北朝有崔鸿，隋有李德林、李大师等，而其中多有名家。
这些不任史职的史家的大量涌现，反映了这个时期私人撰史风气的盛行。
这个时期的史书内容的丰富、数量的剧增和种类的繁多，可以从《隋书·经籍志》同《汉书·艺文志》各自所著录的史书的比较中看得十分清楚。
《汉书·艺文志》以史书附于“六艺”
（《易》、《书》、《诗》、《礼》、《乐》、《春秋》）的《春秋》之后，凡12种，552篇。
《隋书·经籍志》分经籍为经、史、子、集四部，史书卓然自立为一部。
其史部又分史书为13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共著录史书817部，13264卷；通计亡书，合874部，16558卷[59]（清人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统计称，“实在著录八百三部，附著亡书六十四部，通计八百六十七部”
[60]）。
这些史书，绝大部分出于这一时期的史家之手，它们约占《隋书·经籍志》经、史、子、集四部书种数的五分之一弱、卷数的三分之一强。
西汉时，史学附属于经学；司马迁倡导史学“成一家之言”
，激发了更多史家的自觉的史学意识，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发展，史学真正成为“泱泱大国”
了。
史书独立为经籍的四部之一，且又可以分为13类之多，足以表明史学多途发展的气象。
其中，“正史”
撰述尤其受到重视，“一代之史，至数十家”
。
“正史”
在史部分类中居于首位，绝非偶然。
除大量的“正史”
外，在民族史、地方史、家族史、人物传、域外史、史论、史评、史注等许多方面，都有丰富的成果，显示了这个时期史家视野开阔、史学多途发展的盎然生机。
举例说来，地方史中，今存东晋常璩所著《华阳国志》12卷，记巴、蜀、汉中、南中一带的历史、地理、人物，还涉及政治、民族、风俗、物产，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地方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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